陇南，大山深处的“江南秀色”

陇南地区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属长江流域、嘉陵江上游,是甘肃省惟一一个长江流过的地方。而且,陇南地处西秦岭南麓,由北秦岭山地、徽成盆地和南秦岭山地三部分组成,古代"北通羌戎,南通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它独有的地貌和南北兼有的自然风光。     

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际存在的重要地理界线。历代长城的布设都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其走向与我国半湿润与干旱气候分界线基本一致。因此,长城也就成为我国农区和牧区分界线的标志。长城的延伸或回退,基本上反映了农区与牧区的扩张或收缩。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力"的平衡带,长城,一方面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它们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融合。今日长城作为领土扩张和防御的军事设施作用已不复存在。但是长城在地理上的许多界限指标意义仍然存在,它依然是许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区。     

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构建研究

秦岭北麓是秦岭山地与西安市的结合处,人文因子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密集区。随着秦岭北麓旅游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基于此,本文提出对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优化提升,实现"山水秦岭,人文西安"的新型城市建设模式。     

论人文地理学的几个重要问题(下)

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是经过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改观了人文环境,这个环境是添加在自然环境基础之上的,并与它有密切依存关系的"人文体"。因此这个人文体内的各种人文现象与事物的分布与运动变化。不可能不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与制约。研究这些人文现象与事物和它所依存的地域系统(即自然与人文地理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理论与学说,就是"人地关系论"。这种"人地关系论",正是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论淮河在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地位

中国古代南北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大致是以淮河为分界的。本文从气候、农作类型、九州四渎和分裂时期南北对峙等4个方面,论证淮河在中国古代为南北方分界的地位。认为：淮河南北气候的不同,奠定了南北差异的自然地理基础。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农作类型的不同,为南北人文差异提供了物质条件。淮河在九州中的分界特征,对秦以后的行政区划影响深远。淮河在四渎中自然标识特征的突出,使其更有资格成为南北的分界线。同时,在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出现时,淮河多为分界线或准分界线。以上多种因素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淮河的分界地位,这对关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疆域的考察有深刻的意义。     

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

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自来被认为在秦岭淮河一线。这条界线包含自然、政治、文化等多重意义,在环境变迁的背景中,这些不同层面的南北界线会发生不同步的推移。本文通过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由此可以引发对自然环境变迁的若干检讨。     

“一带一路”暨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高层论坛综述

<正>2016年10月14—16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天水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带一路"暨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高层论坛在天水师范学院召开。来自国内15家高校、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与会。一、丝绸之路溯源。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以秦人在西与雍两地之间养马、西畤和雍畤祭祀通火权为例,证实"西"与"雍"之间秦代以前即存在交通联系,认为它     

从湖西开始的风雅之行

风雅从湖西开始,也许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西"是一个迷人的指向,一个浪漫的地方,西湖之西,是西的重叠,是西的强调,是西的极致。在西湖的西边,我预感了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神秘的美。在语焉不详中寻找历史;在茅道芦巷中叩访遗踪;在锈迹斑斑中擦拭亮光;与长眠的人文、历史和自然共同经历苏醒,与这块城市的湿地共同呼吸绿色空气,并沉醉在其间,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     

丹江上游腰市盆地的旧石器

作为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山地具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南方百色盆地以及长江流域等地以“砾石工业”为代表的阶地旷野类型旧石器文化的大量发现,其独特的旧石器文化面貌与北方以北京人为代表的小石片石器文化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在地理上承接南北的秦岭山区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西南山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初论

西南山地生态复杂,同时又具有人文资源丰富、人口稠密而经济发展缓慢的特点。因此,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须按不同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提出不同的路径,核心策略则是保护山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从而达到最大限度保护、继承山地自然遗产和人文资源之目的。     

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型城市边缘区规划建设的思考——以延安市边缘区东关延河南岸为例

通过对延河南岸的实际调研,文献查阅以及将其与平原型城市进行比较后,总结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型城市边缘区的规划建设受自然条件制约严重,建设用地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区位结构特殊等不同于平原型城市边缘区的鲜明特点,提出其规划建设必须以科学定位、合理规划;保护生态、防止灾害;完善设施,美化景观;继承传统,体现特色为立足点。     

基于低碳目标的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格局研究

产业发展格局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转变为产业结构层次的差距及由此引起的增长质量上的差距。可见,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节能减排压力下,西部地区需要重视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构筑低碳型产业体系。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测算西部地区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趋势,进而探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提出构建低碳型产业体系的政策和建议。     

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生态恢复的经济特征分析

本文以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为研究对象,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流域实施生态恢复试验示范建设以来经济特征的变化,评价其经济效应。结果表明:生态恢复使流域产业香农多样性指数大于1,显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1998-2005年间综合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由低到高的跨越,并且与产业香农多样性指数呈正相关;2005年恩格尔系数为0.45,基尼系数为0.22,Sen和FGT(α=2)贫困指数分别为0.2和0.17,表明生态恢复明显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尺度重组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新的区域发展政策安排,旨在调控国家、区域和城市尺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导资本流动以实现特定的空间发展目标,因此可视之为新一轮国家的尺度重组。借鉴西方的尺度重组理论,本文主要从大珠三角城市在经济上的空间联系以及香港问题在政治上的领域关系等两个方面,探讨关系空间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尺度重组,以及国家的尺度重组对城市的尺度重组的影响。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于重塑资本流动的地方空间,为“资本固着”提供社会活动平台,继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尺度重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领域政治问题,通过新的空间规划把边界问题纳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下,保证政治稳定。中央政府把国家建设的尺度下移到粤港澳地区,促进了粤港澳的城市发生多元尺度重组策略,包括城市内部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城市外部的合作联盟和尺度政治。最后,文章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实践对尺度重组理论的补充和对认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te Woodland–early Mississippian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Northern Georgia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o-political phenomena, we need to study not just the origins of central places, but also their emergence.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aking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ere we position ourselves before the occurrence we wish to study. Data from the Georgia Archaeological Site File are presented to explore the Late Woodland and Early Mississippian (ca. A.D. 600–1,100) settlement landscape which contextualized the emergence of two prominent Mississippian mound centers: Macon Plateau (also known as Ocmulgee) and Etowah.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towah River valley supported a denser population who had formed attachments to particular points in the landscape compared to the region surrounding Macon Plateau during the Late Woodland to Early Mississippian transition. These social landscapes provided different contexts for the origins of each Mississippian center and influenced later trajectori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ettlement in each region.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或许都起过作用,但对徽商这样一个商业群体来说,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商品和市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即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加以考察,徽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稳定占有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经营的商品也摆脱了原籍的局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徽商获得食盐营销的特权,并以此迅速致富.徽商的最终衰落也在于市场的丧失和商品落后.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农业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农业地域拓展

农业地理环境是农业生产诸自然条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历史过程之中,以地理环境条件为基础,伴随农业生产技术的纵深迈进,农业经济的开发与中心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地域性特征:率先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区,次为长江流域稻作农区,进而是高寒农区的开发。     

黄河沿岸人地关系与发展

文明的产生与扩散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反映,不同的文明与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又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地理要素的组合及其共同作用。产生古文明的区域,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优势的变化,又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本文分析了黄河文明的起源、扩散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黄河特殊的"曲流"形式以及中国特殊的地形阶梯及气候带与晋商的形成,黄河沿岸东西、南北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现代发展滞后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黄河沿岸的现代发展应该考虑:由河流治理为主转变为发展为主,重新认识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优势,充分利用黄河沿岸的上下互动、两岸腹地的左右互动,系统地考虑和反思黄河对国家和沿岸地区发展的综合作用,综合谋划黄河沿岸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