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论游侠阶层的形成及演变

游侠是形成于特定历史下的一个阶层,它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和王权抗衡。在王权的强力规制下,游侠或者抵抗王权而最终灭亡,或者向权力靠拢成为权力体系的一员。     

论游侠阶层的形成及演变

游侠是形成于特定历史下的一个阶层,它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和王权抗衡。在王权的强力规制下,游侠或者抵抗王权而最终灭亡,或者向权力靠拢成为权力体系的一员。     

论元朝钞制实行的原因及影响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代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钞,并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纸币制度——钞制。第一个少数民族一统南北后建立的政权,其控制地区之广,统治民族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纵观元朝经济史,一个在整个中国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就是元朝长期使用纸币作为全国的通行货币,并且建立了一整套金融制度——钞制,而不是采用金银或制钱(铜钱)作为全国的通行货币。为什么元朝不采用金银或制钱呢?那些金银又作为什么用途了呢?元朝采用钞法对它政权本身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金元之际“十道”变迁考论——兼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形成

本文针对金元之际出现的一系列十道现象,聚焦于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画境十道时的分道状况与中统元年十路宣抚司的辖境问题,探讨了十道的具体变迁情况及其给蒙元北部中国地区区划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金元之际出现的一系列十道划分现象,与该时期诸转运司路的划分紧密相关。这种类似于财政型性质的十道区划体系,非常明显地反映出金元之际北部中国地区的一种跨高层级辖区的演变图景。元初十道体系渐趋式微,其崩解的过程则正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有元一代所谓腹里地区的历史形成过程;据此,我们还可进一步窥知元代腹里地区内部区划的生成概况。     

论民国时期凉山彝区“政治指导区”及“建设指导局”的由来、内容及作用

凉山彝区的"政治指导区"及"建设指导局"是民国时期治理彝族地区的制度建设,也是民国"边政"制度史的内容。近代以来,彝区因统治格局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数十万彝民迁至西昌安宁河流域,需要保护,施以管理。于是,"政治指导区"作为过渡型政权因之建立,以管、教、养、卫为政策,发挥职能。其后,国民政府接管西康省"政治指导区",改为"建设指导局",纳入行政系列,以"建设"为要旨,试图治理凉山彝区。受内外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的"建设"构想难以实现。1950年后,凉山彝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民主改革",撼动传统社会的"根本",基层民主建政,实现了制度统一、管理有序。     

论王尔烈文化的形成条件及文化影响

王尔烈是清代辽阳籍的著名历史人物和当今饮誉古城的标志性文化人物。具有丰富内涵的王尔烈文化,由特定的客观自然条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孕育而成。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

免官是刘宋政权处罚罪吏的一种常用手段。刘宋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广泛采用免官手段处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违礼犯罪等,且犹以惩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和职务犯罪两大类为主。刘宋皇帝控制了免官起复权,但刘宋时期对罪吏免官后再叙的期限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刘宋免官制度对于强化皇权、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有着积极作用。     

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

自官品出现之初,秩级和官品便不对应,终魏晋南朝之世一直如此,并且秩级逐步简化,到陈时仅剩8个秩级。魏晋南朝时期,秩级与官品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系列,秩级来源于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同一系统内的职位等级;官品来源于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下,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叙定同一部门内职位和官员身份的高低。魏晋南朝官员的俸禄与具体的职位相联系,既与秩级和官品有关,也与职类有关,没有一个皆准的规律。     

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群体的入仕考察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后金奠基立业中形成的八旗世职集团,一开始就是这一隆兴政权的实际主宰.天聪时,部院等文职衙署设立后,他们又充斥并操纵部院要害部门,直到顺治中期,以世职集团为核心的清初政局还呈现着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顺治以后,八旗世爵世职及其子弟任官的特权仍通过一些制度体现出来并得以历朝相沿.     

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创制的兼管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而其建置标准学界认知多有不同。本文认为民户是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关键要素,并利用大量的明代文献材料,证实了军民指挥使司直接或间接的辖有相当数量的编户齐民。而集中分布在北边一线的实土卫所并未建立起军民共管的军民卫所体制,进一步印证了民户对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军民指挥使司具有"军"与"民"的两面性特征,游走于都司与布政司两套管理系统之间。     

梁陈二朝州的增置

自南朝萧梁以来,建州弥广。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疆土争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实际军政需要等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推动了南朝州的等级制的极度发展。梁末社会变动剧烈,流民蔓延导致地方割据,使得南朝州的增置积重难返,陈朝无能改变,以致州、郡、县三级制走到了改革的边缘。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以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批判为指导,分五个方面对古代地方政治的主流予以回顾和总结。强调历朝历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简直就是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个模子非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各种贪腐与黑暗的遗传密码正是在这个模子里得到了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扬。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政治,正是为了将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史,写成活的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传递对地方政治的好坏,其作用是相当次要的。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