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港九大队交通简图——铭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抗战岁月

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一度与祖国分离,但两地同胞血肉联系从未间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与香港同胞患难与共,同御外侮,演绎了一幕幕艰苦卓绝、如歌如泣的抗战往事。如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着一件港九大队的革命文物——港九大队交通简图,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在香港抗战的光辉历程,见证了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当代社会青年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作用。     

"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香港以及日本的9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提交了64篇论文.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演变、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和台湾法律地位、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等内容展开讨论,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珠江纵队对澳门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也因此算是中立地区,有着特殊的环境和地位。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由于日本没有派兵占领澳门,澳门成为战火中的孤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澳门同胞的抗战活动十分活跃,广大澳门爱国人士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全民旅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主张,唤起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积极支援内地抗战．在国内、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再考察

东深工程是为了长远解决香港同胞食用淡水的困难而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兴建的主要向香港供水的水利工程。东深工程建成后,一直持续向香港供水,即使在"反英抗暴斗争"爆发后也未停止供水。而且,随着香港对水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广东省水电厅等相关部门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供水能力,一再增加供水量。这说明,东深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其向香港供水体现了内地与香港水乳交融的关系,说明内地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坚强后盾。同时,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为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顺利实现回归奠定了基础。     

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进行了组织活动和统战工作。澳门同胞义卖义买,捐输抗战;组织慰问队、医疗队回国服务;赈济难民难童,为难民捐款捐物,为难童创办学校等;有些青年回到祖国大陆参军参战,有不少人为国捐躯。本论述了澳门同胞在中共领导下,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祖国抗战的史事。     

宋庆龄在香港的抗战活动

宋庆龄在香港的抗战活动■文／董汉昀张宝善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法西斯已经侵占了上海、南京,正用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家园。为了得到为全民族抗战服务的自由,宋庆龄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尽管神州大地到处烽火连天,但香港因其具有特殊的...     

香港饭没有局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香港五胡杂居,有饭吃,却没有局。香港的饭可以被分成四类：没钱没时间的饭,没钱有时间的饭,有钱没时间的饭,有钱有时间的饭。没钱没时间,去香港的特色茶餐厅。茶餐厅三五步一个,比公共汽车站还密集。进门,一盘一筷一餐巾纸,给你倒一塑料杯深褐色的免费热茶。套餐,一个大盘子,几片肉几根菜一坨米饭,配例汤或奶茶,     

浅析回归后香港的国民教育

香港回归以后,针对回归前香港同胞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淡薄这一问题,特区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国民教育活动,增强香港同胞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对国家的归属感。经过20年的努力,香港同胞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

抗战爆发后,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大都被日军控制,香港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国际交通门户。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民党中央将原设在香港、澳门的基层组织"港澳直属支部"提升为"港澳总支部",以期加强领导。但港澳总支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陷入党内人事纠纷,并没有在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史料一组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妇女工作,在香港亦成立了办事处,并于1939年改组,正式定名为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征募工作、慰劳前方将士、救济灾区难民,为抗战救国不遗余力。本组史料收录了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章程、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捐输报告及其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间的来往文书,对研究战时香港妇女运动有所裨益。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战后香港日军向谁投降?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香港就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记录中。中国国民政府曾准备收复香港,但最终放弃了收复香港,此即抗战胜利后的香港受降争端。围绕这一问题,国际外交复杂多变、斗争激烈。 一、悄然拉开了序幕 香港是中国大陆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认为,     

上将陈士榘:一生紧随毛泽东

历经井冈山、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陈士榘穿过枪林弹雨,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优秀将军。从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的红军教导营营长到从事两弹基地建设的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紧紧跟随毛泽东,在他的意识深处,跟着毛泽东,就打胜仗,就有饭吃……弥留之际,家人问他:"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三个字:"毛泽东。"     

爱在四乡

正贵阳虽是移民城市——这在抗战中尤其表现明显,但贵阳的风月却不仅只城里的流行与现代,也有四乡的绚丽和奔放。尤其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长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贵阳少数民族,为贵阳的爱情增添了别样的韵律与调性。民国时一篇关于贵阳苗族同胞跳厂的报道开头是这样的:"他们以原始形式的歌舞来娱乐自己,并揭开彼此间爱情追逐的序幕……"可以说,这句话是对贵阳少数民族同胞爱情的准确概括,并不仅限于苗族。     

会演戏也会经商的民国影后

抗战胜利后,胡蝶和丈夫潘有声在1946年3月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恢复了往昔的恩爱关系.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胡蝶一家迁居香港。到香港后,潘有声和胡蝶立即重开商务活动,筹办了兴华洋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几种抗战史著作

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此书收入16篇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史实的文章,主要是政协文史资料系统多年来发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这些文章以当事人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翔实、具体地记述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主要经过和海内外各界同胞支持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情况。此书提供的资料,可供研究一二八淞沪抗战参考。     

宋庆龄与“一碗饭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设中央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筹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材,援助中国抗日军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宋庆龄和保盟1941年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曾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香港掠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看着电视上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共同欢庆的场面,看着亲人相隔百年之后的再次拥抱,我感到无比振奋,我近70岁的生命也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我的国家多做一些事。目睹香港今日的辉煌,过去几十年中3次赴港的所见所闻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64年。那时我30多岁,还是全国青联中央委员。应日本社会青年同盟之邀,中国青联代表团一行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