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南京拟建审判日本战犯纪念馆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大礼堂,即黄埔厅,原为国民党励志社大礼堂,建于1931年,当时的主要功能是社交集会、娱乐和宴请之用。抗战胜利后,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此设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300多名中国人的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都在这里被判处死刑。     

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的概况根据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需要,1952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同年7月至10月间,该联合办公室先后接收了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     

中国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基于国际法准则,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这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的必要措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创立了人民司法制度,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制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给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使日本战犯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本将主要分析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和处理情况。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日本战犯笔供中记录的毒气战

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犯管理所关于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有关毒气战记载,对照现存日军方面的资料,进一步分析日军毒气战的实际情况,同时,论证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记载内容的可信性。通过挖掘亲笔供述书中毒气战的相关记载,日军在台儿庄、华南等地的毒气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可见,这些亲笔供述书并非故意编造,而是将所犯罪行根据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华战犯,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审判遗址是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融中国古典与苏联风格于一体的古老建筑。审判结束后改做北陵电影院,     

从战争罪犯到有为公民——改造国民党被俘战犯纪实

在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逮捕的困民党战犯,大部分是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由各部队所属的解放军官教导团（训练团）管理的,     

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一、东京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侵华日军在察绥晋北地区的经济掠夺（一）

《倭寇在伪蒙经济侵略概况》由察蒙特署编印,共分7章,从金融、工商、资源、财政、税捐、交通及纵毒敛财诸方面揭露了日本对我国察绥、晋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原件系我馆研究人员在整理“2188”零散档案时发现,为油印件,无编印时间,初步考证为1941年。本件史料对研究日本侵华罪行及战时察绥经济等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发表改现题目。     

旅美爱国华人在美国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一批旅美爱国华人近几年在美国积极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以纪念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牺牲的3500万同胞,并将日本侵华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深重苦难,呈现于美国主流社会与全世界公众之前。     

被远东军事法庭判罪的日本战犯有多少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3日在东京湾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签订投降书。盟军占领日本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共逮捕五批日本战犯,其中第三批战犯59人,多为侵华罪魁。     

关于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而又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日本大众” ,是指和“日本民众”、“人民大众”具有相同含义 ,也即相对于日本统治阶层、当政者而言的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关注 ,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在人们的意识中 ,人民大众是不会犯错误的 ,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记在日本天皇、军阀、官僚、财阀 ,即日本统治阶层的账上。如果认为日本大众也有责任 ,人们会担心这不利于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 ,以孤立日本右翼势力。正因为此 ,国内学术界尚无人专门论及这一…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回忆

我于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文学队,之后随军进军西北、西南。成都解放几个月后,我由军管会文教科调往川北中江县,参加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七兵团的工作团。这个兵团的司令是我的山东老乡裴昌会,他宣布起义时奉我军之命防守成都。我下到第一四     

《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调研报告》

2010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谢忠厚编著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调研报告》,48万字。该书分四部分记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的编制、分布;细菌实验和活杀解剖;实施细菌作战的罪行;做了调研结论。并附有石井四郎及各细菌部队的史料和参考史料。     

我与日本“中归联”的友好交往

<正>我与日本"中归联"建立友好关系,始于1988年末。当时,我正着手抢救、挖掘、征集有关新中国改造日伪战犯史料。开始我未料到,涉足其内,竟如此之难。当我们越过有关部门的"保密"限制,找到几位亲历者时,他们已是花甲、古     

抗日战争中鲜为人知的日本八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士兵以残酷著称,而在中国战场上,却出现了这么一群日本人,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兵,却在八路军的感召和教育下,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行列。他们有的从事对日军的宣传工作,有的协助我军开展对俘虏的改造工作,还有的则直接冲锋在战场上,其中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这就是二战中鲜为人知的日本八路。     

中国的使命——赴华前斯大林与我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

崔可夫,苏联元帅,1926年至1942年曾三次被派往中国。其中,1940年底,被派往中国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驻中国武官,1941年1月起兼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本文是关于他在赴华前斯大林与他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回忆对了解当时苏联对华政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文中一些观点有偏颇,甚至错误,在这里不能一一列出,请读者注意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