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民国牛人傅斯年

傅斯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史学先驱。民国最有个性的文化名人之一,绰号"傅老虎"、"傅大炮"。是胡适最器重的学生,被胡适称为"天才"。他倍受学界推崇,一生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而不从政。晚年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为实现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不遗余力,终至以身殉职。     

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往事

正1946年至1948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对胡适校长的言行很关注。他在学生集会上的讲话,我大多在场;他在北平的讲演、发表的文章、记者采访他的报道,我都注意看。他在北大的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位北大老同学多     

周炳琳与傅斯年

周炳琳（1892—1963）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五四运动健将、爱国民主人士。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归宿。然而,泛黄的历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携手前行的足迹,从中,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傅斯年是躬与其事并发挥青年领袖作用的精英分子。尤应注意的是 ,他在运动高潮刚刚过后 ,于1 91 9年 8月 2 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中 ,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其中提出 ,中国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 ;但必须注意“厚蓄实力 ,不轻发泄” ,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 ,登时落了”。他强调 ,改造中国 ,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 ,要改造社会 ,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而与社会的结合 ,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傅氏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任命文教界领袖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傅斯年长期担任所长,为史语所赢得较高的国际声誉。     

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

傅斯年与杨志玖是具有师生关系的两代学人,他们二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对他们的交往和情谊进行论述。他们数十年前往来的书信和交往的资料,记载了他们交往的史实和表现出的深厚情谊,其中既显示了杨志玖先生谦虚诚实、好学进取的学人风范和重诚尚信、尊师重道的品格,也反映出傅斯年为发展学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宗师风范。     

北大教授傅斯年扳倒两个行政院长

表面上,傅斯年胜了。但是独裁的国民党早已被独裁培养和骄纵的腐败分子蛀空,几个腐败分子的下台也不能阻止国民党的倒台。不过,在一党独裁体制下,傅斯年批评蒋介石的亲信而未被问罪,不免让人唏嘘。1945年8月1日,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在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 ,主要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傅氏虽然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类的极端口号 ,但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 ,坐言之外迅速起行 ,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不过 ,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偏激 ,脱离学术正轨。受此影响 ,学术主流难免走上窄而偏的狭境 ,导致学术界长期陷入派分的纠葛。     

傅斯年的风骨

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有着＂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圣人＂之美誉,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不畏权贵,堪称有风骨、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典范。1937年,傅斯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任职期间,傅斯年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胡适第二天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发了一电：“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的逝世,中国失去了她最有天禀的爱国者,对于我,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批评者和保护者。”接着又给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写了封信,信中说：“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办事高明的傅斯年

傅斯年可谓不徇私(对陈寅恪),不畏权(对孔祥熙)的楷模。这样的"功狗",值得我们的公仆好好学习!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教育应该是平淡无奇的

1950年,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文章,题目是《几个教育的理想》。这一年,傅斯年去世。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敢跷着二郎腿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的一个人留下了怎样的理想呢？其中之一竟是“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     

蒋梦麟:凭“三子”做事的北大校长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做事全凭三子蒋梦麟不仅精明强干,     

谭延闿与宋美龄的不解之缘

谭延闽与宋美龄都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谭延闽曾经3次督湘,做过国民政府主席和第一任行政院长。他本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入婚姻的殿堂,断了蒋介石与宋家联姻之路,但却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     

考订傅斯年6封信函的写作年份

<正>胡适是早得大名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信札会传世,因而不论给谁写信都字迹工整,且详注写信的年、月、日。傅斯年和胡适不一样:写信时不仅字迹潦草,而且很多不注年份。这常常给研究者带来麻烦。但考证这些书信的年月,是傅斯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笔者今将对几通傅函的时间考证供奉于方家,以求指教。     

王汎森 思想如何经世致用

2012年初秋在台湾中研院见到的王汎森先生比4年前消瘦许多。他失掉了一些体重,增添了一些责任,比如,两年前由“中研院”历史最久的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所长而成中研院副院长。他主要的学术职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国宝家历史学会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