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社在南社历史上的地位

新南社是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从原先以保存国魂保存国学为目标、传统文化根柢深厚的南社成员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接受新文化思潮和白话文运动,与保守国学传统、坚持使用文言的多数人划清界线,将南社改组成一个新社团,但继续使用南社旗帜。实际上,新南社延续着南社的血脉,是南社别出一枝。它的骨干队伍、活动方式、基本思想保留了原南社的传统,只是适应新时代,增加了引纳新潮的内涵,使用语体(白话)文。新南社正是要赶上新文化运动的步伐跟同前进。新南社由南社"孵化"而来,它对南社,不是废除,而只是改组,在新时代继续南社的生命。新南社成立后,南社没有消失。新南社在南社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即在于此。     

南社与广西

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南社社员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们在作为南社社员的同时,又具备了同盟会会员、国粹派的身份。南社社员活动的足迹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清末就已存在,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在1180多名南社人当中,有16人为广西籍社员,他们也是南社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历史和广西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     

南社的酝酿

创建神交社1907年初,陈去病回到苏州。4月清明,他和高旭、刘三、朱少屏、沈砺等人游览虎丘,凭吊张国维祠。张国维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曾在浙江与清军苦战,失败后沐浴冠服,从容投水。祠宇已经很破败。陈去病想象当年张国维慷慨赴死的气概,看到眼前满目荒凉的景象,不禁感慨万端。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南社的百年记忆

南社简介 辛亥革命（1911）前后,中国同盟会江苏籍会员陈去病、柳亚子和高旭等骨干,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振兴中华为宗旨,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文化团体——南社。     

五四前后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教学与研究

梁漱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于1917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开创了哲学课评介佛家学说的先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新旧两派论战,梁漱溟乃暂时放弃佛家学术追求,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孔子学说鸣不平;又倡议学生思辨,关心社会,同情五四运动被捕学生;出版其早期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辩论。     

五四前后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祖国各行各业的爱国人士都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奋斗着。而早在1918年春天,作为留日学生他们就凭着时政治的敏锐洞察力,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卖爱国书籍,创办救国日报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得中国人民更深刻地理解了排日排货的意义所在,并有力地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鸦片战争前后的杨芳

一部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端。解读鸦片战争,则避不开杨芳其人。郭廷以先生所著《中英鸦片战争史》中单独辟有“杨芳的措置”一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也有“杨芳的果勇”一节专述其事。杨芳在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南社人的生活与社会活动方式

南社是发起于清末的文学团体,向来被认为是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军,而历来谈南社者也都津津乐道于南社成员的革命者身份和南社的革命贡献,比如长期担任南社主任的柳亚子在忆及南社成立时,就不无得意地说:"到会的17位社友中间,有同盟会会籍的是14人,足可证明这一次雅集革命空气的浓厚了."     

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建国前后,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不仅仅是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号召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表达对现实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书写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即为新中国确立了一个新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以"五四"为中介而实质上是为了引导和塑造新思想的纪念活动方式,成为后来"五四"纪念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前后的蔡晓舟邓春兰

正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员闯将,他不仅冲锋在前慷慨演说,还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他就是安徽合肥人蔡晓舟;他的妻子则是"首批北大女生"之一邓春兰。楔子:从水梓致"老棣"蔡晓舟的诗说起     

对五四时期两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这里我想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讲一点意见。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演进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口号。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     

曾经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对“民主”、“科学”等新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的福州金融业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束缚而发动的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福州金融业仍旧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金融业发展的格局,依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