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发祥地——"京兆区"武汉

在中国古代府县制下,将国都的行政官员称为"京兆尹".1921年7月,民国北京政府以"大总统教令"颁布了<市自治制>,出现近代城市建制--特别市(县级)和普通市(镇级),但为自治团体性质.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定都武汉,4月18日成立武汉市政委员会,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个直辖市.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晚于武汉国民政府.     

第二轮市志文化卷编纂的思考——兼论《艺文志》的编纂

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江苏省部分先行城市已经完成市志出版任务,取得较为出色的修志成果,其中大多重视对文化卷的编纂,突显"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亮点工作。在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经济、文化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文化为吸引投资、人才,促进旅游,促使经济发展有质量、效率、活力上做出了贡献,市志文化卷重视在编纂中反映其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转变第一轮市志编纂"重经济轻人文"的现象,对艺文一门独立设志,体现了方志政教人伦价值和文化的多样性统一,也是一定时期一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再现。笔者就第二轮市志文化卷编纂的思考,特别是艺文志编写的体例、方法等方面的实践,与方家探讨。     

论20世纪上半叶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经过

哈尔滨是一个由中东铁路修建而形成的近代城市,沙俄为了实现其"黄色俄罗斯"的阴谋,公然成立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宣布"自治",独揽市政大权长达18年。围绕哈尔滨市政权的收回,中国政府做了长期努力,终于在1926年成立哈尔滨特别市,收回市政管理权,真正在哈尔滨行使完全主权。     

石家庄"市自治"述论(1921——1928)

1921-1928年间推行的石家庄“市自治”,对其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石家庄市政管理体制的近代化,拓展了城市区域发展空间,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政建设的进步。由于石家庄“市自治”在当时中小城市自治中十分典型,因此,对石家庄“市自治”过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石家庄建制市设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我国“建制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世纪大城市边缘地区发展的新理念——以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保护问题为例

从城市空间布局的观点分析,大城市边缘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用地布局是最为复杂的。过去与现代,大城市的边缘区域都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当代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城市边缘就是不断郊区城市化的过程。本文以长三角为例,探讨经济发达地区郊区城市化、郊区都市农业基地创建、重点小城镇发展策略以及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等大城市边缘地区发展的关键性的、涉及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根本问题,论文提出"精明增长"及其城市化蔓延带来的用地时空所引起的各项社会成本、环境成本日益增加的趋势。研究这些问题,为保护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提供科学决策。     

1938年的天津特别市——以相关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天津各个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多变。1928年首设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档案资料中记录了日占时期的天津特别市行政组织条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天津城市的野心。     

针对突发灾害:大城市的人居安全及其政策

非典事件折射出了大城市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抗灾能力低下的脆弱性以及严重的人居安全问题。大城市的人居安全问题与其规模、密度和形态的不协调有关。基于人居安全的城市政策应该是规模、密度、形态三位一体的城市政策。规模过大会引起安全问题,技术进步使人们解决城市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因而城市规模的极限也不断被突破。但是,连续的、密集分布的城区终究不应该是无限放大的,从这点上看,城市形态的不佳将加重规模和密度过大所导致的问题。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政策几乎是不存在的,城市安全意识尚未发展成为全局性的"城市安全观",目前大城市的规模、形态、密度的失控是缺乏有效制约的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规划失效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清晰的城市政策,因而市政当局过分迁就开发商。新的城市政策对于大城市尤其要严格控制其密度,对城市提出明确的形态要求,制止城市蔓延,推进有组织的"都市区化"。     

隋唐长安坊市胡人考析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亦称坊制。唐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本文主要结合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分析了隋、唐时期长安坊市胡人聚居区的形成与分布情况,以期为研究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等提供借鉴。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考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五种不同观点:
1"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它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建设的经验和问题,并为各种规模的大、中、小城市规定了不同的发展原则,是符合国情和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的。"^①但提法过于笼统,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
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
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新民主主义“劳资两利”的法制实践——以《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例

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暂行劳动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劳动立法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劳资两利"思想的最早实践,是在城市根据地建立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劳动法体系的首次尝试。该《条例》所确立的"劳资两利"基本原则以及根据该原则制定的各项具体规定,对其后建立的解放区劳动法和新中国劳动法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武汉实现“赛马梦”

<正>武汉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这座中国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特别大气,特别令我敬佩的是百多年前,正是在这个城市,打响了举世震惊的首义"第一枪",使千年帝制轰然倒塌。武汉有"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我要在这里实现我的"赛马梦"。看好在武汉投资前景我从小在香港长大,在来武汉之前,我对武汉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是一个重工业城市,与沈阳很像"。我也听说过"大武汉"     

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初探

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它在解放战争中制定的许多法律与政策、特别是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泛借鉴与使用。     

旧京造币探源

正北京是辽、金、元、明、清的故都,有八百多年建都历史。丰台区的战国蓟城遗址证明建城历史已逾三千三百多年。北京在世界历史城市中,在北纬四十度上、下各国大城市中独具长寿都城之美誉。北京地区有大量文物古迹遗存,特别是钱币文化富有历史地理特色。各朝都有钱币实物存世。"元"     

城乡关系视阈下民国市县划界纠纷——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近代城市自治的发展,成都市从"城乡合一"的体制中剥离出来,通过"切块设市",成为独立"法人",旧有的县则仅保留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管理。民国时期,随着各项公共工程的修建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都城市的发展日益需要突破旧城垣,扩大辖区。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在辖区方面发生了长达十余年的划界纠纷。在省政府的干预下,直到1945年,成、华二县各向成都市划拨大量土地,三方的划界纠纷才暂时告一段落。成都市因"切块设市"成为城市型政区,随着划界的完成,成都市获得"大郊区",最终解决了"城乡分治"所留的后遗症。     

德国历史城镇保护管理的特点与问题——以奎德林堡市为例

德国东部城市奎德林堡市以其保存完好且密集分布着不同时期木桁架结构建筑的中心城区和城堡山、教堂成为留存至今的欧洲历史城镇典范,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奎德林堡市历史城镇保护管理的特点与问题是当代德国历史城镇保护管理现状的缩影。从宏观层面看,奎德林堡市历史城镇保护管理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其主旋律,具有以"城市综合发展纲要"为导则、管理活动主要围绕世界遗产展开、管理目标追求"多元目标融合"等特点,同时存在着空房率较高、文物旅游资源开发不尽理想等问题。许多德国历史城镇同奎德林堡市一样,既受惠于政府积极推动城市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和挑战。历史城镇的保护管理需要全面统筹,共同推进。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苏北旅游城市抱团合作发展浅析——以徐州、连云港、宿迁三市为例

徐州、连云港、宿迁三市都属于苏北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但距2010年提出的"苏北新三角"至今,各个城市的旅游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本文从三市合作的基础和对策方向,为三市旅游抱团合作提出建议。一、徐、连、宿三市合作的基础基本理论基础——旅游成长三角1989年12月,"新柔廖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成长三角"。旅     

郊区新城发展与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松江案例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为突破既有城市结构对城市发展的束缚,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压力,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许多城市正在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大城市地区的新城建设更是如火如荼。上海自早期的卫星城建设开始,到近期的"一城九镇",再到最近的"1966"城镇体系规划建设框架,一直试图通过郊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来疏解中心城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最近10年,松江作为上海大都市郊区重要城镇的规划建设,对突破上海中心城区"一核独强"的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新城建设中颇具典型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松江新城"次核"发育、松江新城的城市功能演化、松江新城人居环境建设三个方面的剖析,探讨新城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互动关系,以在宏观上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新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上海或国内其他大都市区郊区其他新城的建设和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有所裨益。     

民国时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划界研究

幅员和边界是政区的基本要素。城市型政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区类型,肇始于民国时期,是从原地域型政区中切块设置而来。在设市之初,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因此市的范围到底应该划多大就成为新设之市府与原地域型政区(即其划离之母体)之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边界的划定过程,展示了城市型政区幅员划定过程中的各种冲突以及在中国近代市制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