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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次,某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一周内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这话传到吴宓耳朵,吴宓则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     

吴宓与梁漱溟的个性

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五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五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     

吴宓的"大方"与"吝啬"

解放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他一贯节衣缩食,自奉极廉,但却古道热肠,经常将工资送给向他求助的学生、同事。他的这种"乱花钱"有时让同事难以理解。"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有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孤苦伶仃的吴宓,吴宓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钱。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得太多了。"吴宓答道:"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钱钟书：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睐有加。他常常在讲完课后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抑后扬,对导师褒贬一番,吴宓也不气恼。     

“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

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辅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父亲眼中的好人

女儿伊萍决定嫁给同街的小伙子王兴,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你要嫁给他,我不反对,这是你和他两个人的大事,你们同意就行。不过,我不反对并不代表我满意。”女儿问:“王兴对你那么好,你为啥还不满意呢?”父亲说:“就是因为他偏偏对我太好!”女儿不解父亲的意思,问:“这又是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我好有着自己的目的,”父亲停了一下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个人目的,而又能对他人很好,那他才是天下最好的人。”父亲眼中的好人     

今天,我们如何做家长

班上的卞雨萌同学,不仅是我的侄子,还是我的学生,难得星期天碰到他,便听他妈妈向我诉苦:“这孩子,自觉性太差,叫他做几道奥数题,就像要他的命一样。”她妈妈越说越委屈:“我为了他,工作都放在次要位置了,可他总是让我伤心。”他爸爸也很气愤:“这家伙,太懒,吃不得苦。”     

回忆我的父亲李琪

李琪同志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入党,从陕北公学毕业,到山西前线、晋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出生入死。他担任区长开辟游击区,在战争中逐步成长,成为地委的宣传部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一直坚持自学,1949年1月考入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写《(实践论)解释》与《(矛盾论)浅说》,受到群众的欢迎,印丁数百万册。1953年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到人大常委会任法律室副主任、主任,参加起草刑法。1961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63年参与领导京剧改革,在工作中抵制江青的极左作法。“四人帮”文胆姚文元“笔伐”吴晗同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他公开著文反对将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因而在1966年5月17日被报刊点名“批判”。对此,他大义凛然,公开申明:“我同江青在工作中有分歧,有不同意见,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报纸上点名批判我包庇了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将证明这位历史学家是不是犯了错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7月10日,他宁折不弯,以死表示对江青为代表的恶势力的抗争。这年他只有51岁,正当壮年,李琪同志为真理殉道,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吴宓先生琐记

1946年武汉大学复员回到珞珈山,原任的外文系主任朱光潜先生去了北京大学,继任的是从西南联大来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来给我们上"长诗"课了。他很瘦削,颅顶秃得厉害,且发亮,正中像山一样隆起,令我想     

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活。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间,中国在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批判,最终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在此期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无疑是这场越烧越旺的政治批判烈火的助燃剂。同时,也应当看到,在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著名学者吴宓年逾古稀之时孤身在重庆执教,自"四清"始由家务女工唐昌敏照料他的生活。文革期间吴宓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迫害,然而唐昌敏不离不弃,依然悉心照顾;同时吴宓对唐昌敏一家的不幸遭遇也予以极大的帮助。大学者与平凡的家务女工结成了难得的患难之交。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非常年代的经历,留下了珍贵史料。详见《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一文。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问题的提出“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的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     

安徽“文革”中的一件公案——回忆《往事十七首》风波

1973年,合肥几条大街同时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忆吴宓老师二三事

回忆我的大学四年,或轰轰烈烈搞教改,或急风暴雨闹批判,偌大的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少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当时老师上课也是心神不定,师生见面,来去匆匆,所讲内容更是浮光掠影,但吴宓老师的身影却至今记得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