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北大核心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海涛白寿彝先生在将近７０年的漫长而辉煌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一段“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的深刻的足迹,记录了白先生在史学领域努力摸索前进、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开拓、逐渐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     

史学寻找自己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再论章学诚史志学说的历史贡献及辩证思想——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

章学诚系引导中国近现代史志学术史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从"六经皆史"的史学论、广泛深邃的史义说和卓然不群的史德观等方面对史学研究作了精辟阐述;另一方面,其矢"志"不渝的方志编纂事业,革故鼎新的方志学术体系特别是独到精辟的史志关系理论,又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于"章学诚其人其学几乎隐没了100年",但"在现代经历了一次被‘重新发现’的际遇",因而在其诞辰280周年之际,再度梳理和挖掘其史学、方志学等学术思想,对推进史志编研事业意义重大。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

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再认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白寿彝先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总结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时说,“我工作的整个系统是,从最初对史的研究发展到对史学的研究,再到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的自发到自觉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也是我整个工作的性质”。他的这番话,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工作再认识的自觉精神的体现。     

加里·纳什与美国激进主义史学

加里·纳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博采新社会史和“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之长,从“阶级”和“种族”两个维度对美国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并树立了激进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史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纳什以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提升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水平,帮助激进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学术界主流地位。纳什还领导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扩大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史学界、教育界及社会的影响力。纳什的史学理念和实践反映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透视美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以及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略论希腊化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按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希腊化初期、盛期和希腊-罗马时期三个阶段。初期是希腊化史学兴起阶段;盛期,由于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得人们的视野与认识都大大提高,加之东方君主制度的盛行,出现了所谓的“博学史学”、“考据史学”和“地方志”;到了希腊-罗马史学融合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处于罗马之鹰的笼罩之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总之,这一时期是总结的时期,而不是创造的时期。     

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纪要

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余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中国史学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加强历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2年10月27—28日举办了“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书铎教授在开幕会上对与会的学者专家表示深深的感谢,他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方面比较广泛。会议拟了一…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发展的要求。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从整理史学遗产工作开始,对史学传统的研究逐渐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并就一些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从中可以预见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趋势和前景,为新时期史学进行新创造提供借鉴。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中国史学史论丛》

这是一本论文集,收有作者历年所写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二十二篇,末附《读史札记》十八则。在《前言》中,作者阐述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看法,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首先应该绍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知识;进而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中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最后达到总结中国史学的成就,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史学遗产,借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目的。”     

文化形态史学析论

文化形态史学对 1 9世纪的“科学”史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也对2 0世纪的史学有开启之功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显在的欧洲中心史观到隐蔽的欧洲中心史观、从局域主义到整体主义、从“脱魅”到“复魅”、从单线时间观到多元时间观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