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延和论辩与北宋神宗朝的人事大局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关于理财问题的著名论争,一次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战,在贤良文学（儒生）与御史大夫桑弘羊（法家）之间发生的一次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大论争,另一次便是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延和殿论辩,主要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理财问题的激烈论辩。这样千年等一回的论辩历来备受人们关注,但延和论辩的历史意蕴还有一些值得发掘之处。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蒋大椿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蒋大椿在新时期之初,立足原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特别是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他又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尝试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这种尝试尽管不成熟,却代表了他的学术追求,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

中国古代是否同西方一样,也经过了奴隶制阶段,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对此,郭沫若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作了肯定的回答,从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在此,郭沫若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典型的奴隶社会”作为参照,来论证中国的奴隶社会的,其理论视角是奴隶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反对者也同样是由此立论进行反驳的。因此,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构成了双方共同的理论特征,这一缺陷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重大影响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后出现的。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论战,使人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明确了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等问题。在论战中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得到了锻炼,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尤其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一开始,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两次明确要求全党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以唯物史观为国家政治生活一切领域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此后,包括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经过探索和不断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构建了不同于西方体系和苏联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西方思想与史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出现了历史观混乱、唯物史观被淡化、立场观点不鲜明、西方化思维明显等问题。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守正创新、自信创新。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释疑

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历史理论这并不等于历史研究不应再有自己的方法论,这是人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的真理。但多年来这一认识仅仅停留在发现问题、提出呼吁的浅表层次上,对于唯物史观如何转化为史学方法论?其理论依据何在?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等,却未加深究而缺少建树。 发生于二十多年前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最富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即是提出了建立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要求与任务,这是第一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理论思维觉醒的程度,是衡量学科发展进程的标志。这一问题的提     

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批判古史研究中的“黄金时代”说,侧重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倡导用新的观点、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纪元。李大钊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开创者。     

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北大核心CSSCI

一20世纪以来,阶级理论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解释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当程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马恩的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成就的集中表现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特点的论述 ,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从而使之中国化的范例。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侯外庐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 ,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

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     

范文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

范文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陈其泰范文澜是和郭沫若并称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干１９２９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过的各个社会发展阶...     

中国古代公共关系思想与实践管窥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形态的存在,公共关系从人类文明的开端到今天的立体传播时代,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公共关系学科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针对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本文尝试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略举相关案例,概说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历史存在,管窥其大致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