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缜的校勘学成就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稽评欧阳修、宋祁官修《新唐书》,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历来褒贬不一,但从校勘学角度评价,仍应予充分肯定。他提出的“校勘之职”的独到见解,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所完善的本校法,缜密科学,现已成为重要的校勘方法之一;他撰专书而不是夹在注释中,系统而不是零碎地稽评当代名家欧、宋之作“正史”,同时,细分门目,使史书考订带上条理类例的特点,又有开导风气的意义;他的校勘成果,后人广泛加以利用,实为《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有功之臣。     

《东坡题跋》“记与蔡君谟论书”证伪

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记与蔡君谟论书”一则,为古今研究苏轼和蔡襄者经常引用·本文考定其伪,系后人改窜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试笔》之文。进而考定该文为欧阳修于嘉祐年间(1060-1063)的叙事和追述欧、蔡二人同为馆阁校勘至同知谏院(1040-1043)时事情,并确认欧文别本“今思此语,已十余年”实为“二十余年”之脱文。     

欧阳修《昌黎先生集》校勘论略

在宋代众多的校韩者中,欧阳修是极为重要的一家。他重视版本依据,广求善本以资校勘,不仅尽可能多地保存了韩集的面貌,而且对当时韩集校勘过程中出现的主观臆断的风气也是有力的针砭．对后来特别是南宋的韩集校勘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将金石学的研究与文字校勘相结合,为金石学的发展拓出了新路,也为校勘找到了一个极富于权威性的方法。     

说校勘四法

一九三一年,陈援老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是陈援老通过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的科学总结。对比一九一一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提出的“死校”、“活校”法,陈援老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不过,从目前看,凡讲“校勘四法”,大抵以仅仅视其为单纯的方法的为多,而发掘其丰富内涵的却寥若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

重新考察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对准确把握北宋文学发展史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学者有关本专题的分析和讨论,普遍受到“运动”思维的制约,所得结论大多有悖历史真实。事实上,欧阳修从来没有反对过杨亿及其“西崑体”诗文,而所谓“太学体”也不过是流行於学校及科场之间的一种应试“时文”,它既非“古文”,更难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至於庆历四年（1044）和嘉佑二年（1057）发生的两次科考事案,其核心目的在於优化为国取士的“人才”标准,而不是变革文风。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基本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融通古今之变,辨析文道之争,整合南北文风。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及苏舜钦等人超越时流的创作成就,为此次诗文革新大获全胜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试论卢文、顾广圻的校勘异同及其特点

卢文、顾广圻在长期的校勘实践中，注意到版本好坏对校勘的影响，认识到校勘时随意改动原文对古籍带来的严重危害，对妄改原文深恶痛绝。他们校勘不仅校字词的讹倒衍脱，而且指正所记史实的明显错误，特别是顾广圻还主动考辨所载内容的正误。顾广圻指出的“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则，已成为校勘者至今仍恪守的重要原则。     

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

本文对北宋仁宗后纷繁的朝廷校勘状况进行了爬梳 ,首次勾勒出 30次校勘的概况 ,并对史籍中不少相舛的记载进行考证 ,解开了若干疑团。又从两千年校勘学史的角度对北宋全貌进行考察 ,首次提出校勘记独立成书是在北宋 ,并揭示出北宋校勘与“小学”互相促进的状况。第一次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北宋校勘 ,揭示出它们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以及影响的程度。望本文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所帮助     

欧阳修两次被无端诬陷

正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从小家里贫寒,"以荻画地",买不起笔墨纸砚,母亲拿着芦苇在地上写字,教他文化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不负母望,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状元,时年23岁,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知制诰等职。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从欧阳修词“雅俗并存”的特点看宋朝士风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词作,其词有“雅”的一面,也有“俗”的一面。欧阳修词“雅俗并存”特点的形成跟当时宋朝的社会条件和士风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通过对欧词“雅俗并存”这个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宋朝士风。     

鲁迅的文献学成就

在文献学方面,鲁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辑佚、校勘和考证等三个方面。在辑佚方面,他力求穷尽所有资料,所辑佚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一流;在校勘方面,他精通版本之学,对校勘原则有深刻的把握,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在考证方面,他主要利用比较的方法、推理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及钩稽之法来考辨史实,解决疑难问题。     

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有 2 1次 ,使宋代史书校勘在计划性等八个方面显示出特色来 ;宋代史书校勘在我国校勘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宋代学术思潮与史书校勘有密切的关系。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梁启超在综合考辨前辈学者整理古籍的基础上,从事古籍整理实践,认为整理古籍是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整理古籍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求真是其终极目的,又归纳了四种校勘方法,提出检验辑佚优劣的四个标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太平御览》引《释名·释言语》考

《太平御览》征引《释名》630余条,这些引文对于今本《释名》的校勘具有很大价值。本文以《释名》第十二篇《释言语》为例,将《太平御览》征引《释名ˇ释言语》的26条与现存最早的《释名》版本翻宋本进行对校,并在参考相关引书及诸家校语的基础上加以辨别取舍,以期对今本《释名》的整理和研究有所裨益。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 ,学术思想不断升华 ,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他刻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他晚年把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顾问和指导作用 ,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陈先生晚年依然在史学耕耘不息 ,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了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周匝缜密 ,益臻佳境 ,善于由小见大 ,求得历史真相和通识     

赵翼对《文心雕龙》所涉问题的考证

《陔余丛考》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一部学术笔记。赵翼十分看重刘勰的观点,在这部笔记．中,他以《文心雕龙》为依据和参照,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本文将之归纳为三个方面：1、对文体源流的考辨;2、对史实的考证;3、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所见汉籍考

傅云龙是近代海外访书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奉旨游历海外时,曾在日本见到过诸多珍贵汉籍,并对其中的部分古籍进行了考证,甚至还有过刊刻海外汉籍的活动。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涉及的日藏汉籍予以考察,在考订这些海外汉籍的版本、流传等问题的同时,并对傅氏的某些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     

庐陵史学特征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庐陵史学发达宏富,史备众体,尤其是在宋明时期,史学大家叠出,史学著作丰硕,史书类型繁多。诞生了龙衮、欧阳修、徐梦莘、罗泌、龙文彬等众多的史学家,编撰了《江南野史》、《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三朝北盟会编》、《路史》、《西域行程记》、《广舆图》、《豫章书》和《明会要》等重要史学著作。庐陵史学重文献网罗、考证和历史经验总结,从整体上看具有父子同撰、通今博古、文史兼通、诗文咏史、金石证史等特征,有史料、校勘和辑佚价值。庐陵史学享誉海内外,口碑较好,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于《新唐书》的书法问题

北宋中期,《新唐书》在宋祁、欧阳修的主持下,历十七年终于修成。然而人们对《新唐书》的批评很多,集中在书法问题上,包括史料的取舍、语言的采用、褒贬体例等。《新唐书》之所以在书法上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修书组织存在重大缺陷,而且修史官员对春秋笔法理解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文人修史存在着如修史者的态度、主观好恶、修史风格等许多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