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国民政府筹划设立太行军区银行史料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伪对华北的占领,敌我双方经济战愈演愈烈。为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调节金融,国民政府筹划在华北设立太行军区银行。     

抗战时期法币的特殊角色述论

金融为经济的命脉 ,经济为军事、政治之基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因为自身实力的局限 ,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方针 ,力图建立自己完全掌控的金融体系 ,达到掠夺中国经济金融资源、支持侵华战争、破坏中国抗战等多重目标。华东伪政权方面 ,伪维新政府虽延续时间不长 ,在金融上并非无所作为 ;汪精卫伪政权 ,也视金融为建立自身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作为汪伪实力派人物的周佛海 ,把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苦心经营伪中央储备银行。日伪对金融的重视 ,早在国民政府意料之中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     

江苏省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金融斗争

1937-1945,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包括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等各个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为此,日寇对中国发动了没有硝烟却又激烈的经济战。而江苏省,为原中华民国下辖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其地位特殊,斗争尤为激烈。日寇企图破坏经济命脉,摧毁货币金融政策,粉碎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倾力合作,竭力维持和巩固货币金融体制,为全国人民抗战增强力量,提供经济和物质支持。中日双方双方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货币金融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夯实战争军需,集全国之力制定金融政策以支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则主要立足于敌后战场,结合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本文试图分析中共及国民政府与日伪货币金融政策,暴露日本经济侵略的恶行,歌颂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英勇事迹。     

战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复员与接收评述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中国银行复业,对伪中行、德华银行和正金银行的接收,是日伪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金融统制彻底失败并得到清算、国民政府在上海重新确立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依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案卷及其他史料,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战后复员和接收情形作梳理叙述,具体考察了战后上海中行重新复业、接收敌伪银行的基本过程和所接收敌伪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等项目的情况,以冀丰富和深化。战后金融接收问题的探究。     

汉口市教育复员概况报告

1945年9月,中华民族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日伪在华奴化教育的历史性终结,完全收回日本帝国主义战时在中国沦陷区攫取的教育权及其机构设施成为当务之急。武汉市档案馆所藏这份档案,即是对国民政府当局在收复区接收敌伪统治下各级教育机构,并采取各种调整方法与特别措施,力求清除日伪奴化教育遗毒之情形的一个反映。     

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调整中的外汇政策和措施仍得以在上海执行。政府银行运用自有外汇、英美政府资金和相关银行先后介入．维持上海汇市。大部分外商银行是官方牌价外汇的争购者和暗市的主角,其市场行为在中美英政府联手推行外汇管理后有所约束。普通华商行庄未能在维持外汇市场方面发挥主动性作用,但以银钱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L海金融业仍奉西迂内地的国民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的有关监管政策和措施大体上仍能令行禁止,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汇市场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日伪金融势力则始终是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破坏力量。     

抗战时期日伪的华兴商业银行与华兴券

抗战爆发后,华中地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重点,日伪在沦陷区内大肆搜刮,其中又以金融侵略与掠夺为重点。成立于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发行的"华兴券"也对华中市场及经济秩序造成了很大破坏。华兴商业银行的产生正是日伪在华中的经济统治的一个缩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抗战时期南京地区对敌货币斗争研究

货币斗争是经济金融战线重要的斗争形式之一。1937年12月,日伪占领南京后,大肆发行伪币,伪造中国货币,利用货币为武器干扰我方金融秩序,套取中国外汇,抢夺国统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物资,妄图实现"以战养战"掠夺资源的目的。针对此情况,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及时开展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推广法币及"抗币",抵制假币,保护人民财产,发展经济,保障部队供给。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四联总处与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变动

抗战爆发前,中国整体金融经济发展势头表现良好,已形成上海金融中心。金融实力侧重于华东地区,表现出银行存款过多、资金流动不灵活、实业建设投资较少等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实行工业地理格局大迁移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布局调整。为调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力量应对战时金融所需,国民政府在上海初创四联总处,借此提升中央金融管制权力。四联总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央行获得管控中行外汇的主动权,统筹四行资金贴放工商业建设,铺设四行金融网将金融力量转移到内地。国家金融中心顺利从战前上海整体转移到内地大后方重庆,开展抗战金融的特殊运作模式。金融力量与战时中国共同进退。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大劫收”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上海市中小学校校长代表何龙呈《上海教育情形报告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致避难于此的上海教育界发生剧烈变化。1944年初,南苏中学校长何龙代表上海市中小学校,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两年来该市各级教育情形,反映了当地教育界人士对日伪奴化教育进行抵制与反抗的基本情况。     

日伪在上海的新闻活动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为敌占区。这些地区的新闻事业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新闻机构成为日寇侵华的舆论工具。上海是敌人反动新闻政策实施的重点,因此上海的新闻事业成为殖民地新闻事业的一个标本。剖析日伪在上海的新闻活动,对全面了解日本侵华史是完全必要的。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20世纪30年代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与流亡学生救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实行奴化教育政策,大批青少年学生不甘日伪奴役,辗转流亡至华北各地,逐渐演变为流亡学生危机。为救助东北流亡学生,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从生活及求学等方面给予救助,在短期内缓解了学生生存困境,但受限于政治理念及经济实力,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东北流亡学生危机。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