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致朱铎民书 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

张元济(1867-1959年),浙江海盐人,字筱斋,号菊生,室名涉园。著名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因参加维新变法活动被革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次年出任编译所所长。民国四年(1915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经理,1920年任监理,1926年退休后出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解放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     

张元济在第一次院士会上的“刍荛之言”

1948年的秋天,南京的天空阴沉着。秋风刮起来,卷了法国梧桐肥大的落叶,打着滚地向前。一辆三轮车从新街口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驶出,向鸡鸣寺方向奔去。天空中下起雨来。三轮车上的这位老人,看着蒙蒙烟雨,却无心品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这位心怀隐忧的老人,正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张元济的传奇人生

中国文化传承至今正是因为有了张元济这样一批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其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印刷企业。而且张元济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数次跨时代的伟大人物,作为文化名人,他几乎与当时的所有文化要人都有过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先后与光绪皇帝、袁世     

张元济“劝归顺书”发表前后

毛主席生前对实现祖国统一,满怀希望,全国解放以后曾通过不同方式向盘据台湾的蒋介石父子和国民党人士劝告,希望他们认清潮流,归顺祖国,再次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史海茫茫,知人论事。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正随着《王云五全集》简体版2013年在大陆出版,王云五这位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再次引发业界关注。在出版界,王云五素来被视为可与张元济相比肩之人。作为一位像富兰克林一样自学成才的文化大家,其奋斗的一生,如同一出励志长剧,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影响至今。时下,新闻出版领域的变革推陈出新,重温王云五的出版经验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以史为鉴,老树开新花。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向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1921年7月16日,北大教     

从“抗黎”到“拒张”:北洋督军与“宣战案”政潮

1917年,北洋督军在“宣战案”政潮中前后活动的重心出现由“对抗中央”到“拒止张勋”的转向,这与张勋对督军的蒙蔽、算计及段祺瑞的时局主张有关.在此过程中,督军之于复辟也由认可转变为拒止.若横向考察督军内部的派别倾向,则知除段、冯两派外,还有若干“中间督军”,他们在政潮中的步调差异折射出北洋团体松散、疏离的趋向.回顾以往史著,多将种种阴谋加诸各督与段祺瑞,但在实际情形中,形势与人心往往令当局者有所瞻顾,单从阴谋角度解读,未必符合实际.     

“虽古而新”: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出现的"回归传统"思潮,加上改善社会风气、缓解教育问题的现实需要,促使六艺教育思想应时而生,并具有"虽古而新"的特征。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内容涉及救国教育、建国教育以及军事教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成为活跃的思想资源。国民政府将其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和理论反思。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隐没,揭示出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古今联动,其所带来的深刻思考,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历史智慧。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无意识教育:高职院校“两课”开展的新途径

当前,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两课"仍然是高职院校教学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诸多学者的积极探索中,无意识教育以其特有的内涵、特征及功效,使之逐渐成为开展"两课"的有效方法,认真研究无意识教育理论的相关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人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由是开始了反思,转而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主要表现为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提倡新教育的中国化,呼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一时间,中国化逐渐成为流行语,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蔚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相对以前的西与西战,可以说思想界又出现了中与中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去重塑中国,却无意识地扎进世界里不能自拔;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     

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教育案例:“问题”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正一、案例背景职校学生主要来自经普高大量录取剩下的应、历届初中毕业生,生源素质下降,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如不能对症下药,不但教育不了学生,使学生走向歧途,甚至使其他学生也仿效,造成"问题"班级。二、案例描述2003年3月,我就任春季招生班3班班主任,其实许多班主任是不愿带春季招生班的,因为招的学生大部分是初中校没法教或管的"猴子"。这虽有点夸张,但确有这样的学生,学生陆续报名时,就有学生的大名出现在学校厕所墙     

“拉丁美洲华人华侨:当代的流动与新身份认同”学术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正2014年11月6—8日,由澳门大学和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拉丁美洲华人华侨:当代的流动与新身份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开幕式上,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马丁、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魏美昌和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伍月梅先后致辞。来自巴西、秘鲁、古巴、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中国内地与澳门的专家学者共计30余人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