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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1868—1943)字子超,福建闽侯人,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也是道德修养的"一代宗师",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有着很高深的造诣,注重修身养性、刻苦自励、严于律己,提倡负责守纪、克已奉公、竭忠尽瘁。本文主要是从林森的道德思想方面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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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生公忠体国、公忠护党,大公无私、廉洁自律,这都深刻体现在他写给侄孙林其珪、林其琪和林希岳的共48封家书里。本文就管窥蠡豹,通过阅读收录在《前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遗集》里的48封家书,再次感受林森主席的伟大品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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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国民政府是1927年4月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不是蒋介石吗?是的。但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职都在两头上,且时间较短,长期任此职的是林森,计12年余。我们长期以来谓日“蒋介石南京政府”,而把林森先生忘记了,把这时期的国家元首搞的不知是谁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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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12月18日—20日在南京圆满举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较为关注、发展较快、学术成果较多的新兴学科之一。在我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史的学术研究始于七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经过一批学者二十多年的艰苦开掘,特别是经1984年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与促进,中华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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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新趋势的检阅──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陈红民为纪念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100周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12月18—20日在南京圆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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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几代学者30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册,洋洋近800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合计字数多达2100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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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戈公振故居,有一件64年前国民政府颁发给戈公振先生出席国际新闻会议的简派状,此件经省近现代文物专家鉴定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该件,纸本,面底呈灰白色,四周图案,内版为淡黄色,规格39.8×48.3cm。全文手书:简派状 派戈公振为出席国际新闻会议代表,此状。落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兼署外交部长汪兆铭。均为石印。时间填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上方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右下角填写:令字第一六○号。戈公振,江苏东台人,中国近现代著名记者。曾任《时报》总编辑。1920年创办的《图画时报》在我国画报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编译了《新闻学撮要》,写出了《中国报学史》这部著作,最早地、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报刊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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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两部约法之间,还有一部由国会正式制定但被袁世凯强行推翻的国家宪法草案,这就是《天坛宪法草案》。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两院制民选国会正式组成。随后它就要制定正式宪法以取代《临时约法》。宪法的制定程序是:先由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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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一提起黎黄陂,的确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就是在武昌辛亥首义后,首任中华民国大都督、两任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湖北黄陂人氏黎元洪。在当年,有关他的身世人们就各说不一。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总统的祖籍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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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一卷。这一卷主要是叙述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最后溃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旧政权交替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本卷写作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从1947年7月到1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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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笔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选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政策为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关注与调查,以及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接收政策的演变、戒备心理日重的教育实态和更加严密的监控管理政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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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