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究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腰坑葬俗经历了由出现到兴盛再到消失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岭南腰坑葬的分布区域、基本特征、典型器物等的研究,认为腰坑葬俗在岭南地区的盛行期在秦到西汉初期。盛行的主要原因是汉、越两种文化的冲突过程中,岭南越文化的凸显。腰坑葬的族属为西瓯,并认为南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族称。     

论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腰坑墓葬俗文化——兼说与长江流域同类墓葬俗的关系

腰坑墓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学者们多把对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对这一葬俗文化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并较一致地认为该葬俗最早起源于河南地区。本文对发现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围绕中原地区先秦时期腰坑墓的起源、用途、性质、发展演变等进行了分析,以澄清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认为,腰坑墓的葬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其起源亦非河南地区。     

从腰坑葬俗的延传轨迹看东夷-华夏文明的融合过程——兼论周代山东地区腰坑葬俗

引言 根据考古资料获知,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与中原商王畿地区相比没有区别,都为长方形腰坑,大墓腰坑内殉人和狗,中小型墓腰坑内多殉一狗。周王朝建立以后,山东和其他地区一样,腰坑葬俗出现消衰。然而,西周晚期以后,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又重新盛行,并表现出新的形式,直到战国中期以后,才逐渐消失。这是与研究者历来认为腰坑葬俗随商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的传统观点是相左的。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为何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其延传的轨迹是怎样的？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研究

现有资料表明,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最早发现在耀县北村,时代约在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同一时期,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已经开始由中原向黄河东西两岸地区伸展,传统的殷商文化借助渭河之便进入陕西,并把腰坑墓这一葬俗带给关中地区,乃至甘肃陇东地区。由此,全面了解腰坑葬俗在陕西关中、河南豫中、甘肃陇东的联系与发展,对揭开当时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以及民族的变迁演变提供了某些线索和资料。     

海岱地区商周腰坑葬俗再检视

海岱地区腰坑葬俗并未随着商王朝的覆灭而走向衰亡,反而在东周时期进入又一兴盛期.海岱地区不同区域腰坑葬俗的传播有早晚之别,并存在不同的区域波动.各区域内腰坑墓腰坑形制及墓向的选择,其背后蕴含着不同人群的丧葬文化传统.腰坑置器葬俗最早出现于商末的鲁北地区,随后在胶东和鲁北地区先后盛行,并存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     

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与瓮棺

本文首先介绍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婴少儿瓮棺以腰坑形式与成人进行合葬的墓例情况,并对该地区史前腰坑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推断这些腰坑原本应是瓮棺的载体,并通过对我国史前瓮棺葬的具体特征的辨析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认。然后,本文对汉水中游地区这类特殊合葬墓的形成作了初步解释;并从腰坑的形态与功能角度,对史前和夏商时期出土的腰坑材料进行了分析比较,论证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葬俗的独特性,同时认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广泛流行的腰坑葬俗属于另一个系统,其源头应与汉水中游地区无关。     

山东地区商代腰坑墓葬俗探讨

在中国,腰坑葬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屈家岭文化,商代中期,在中原开始盛行.而在山东地区此时才开始出现,故腰坑墓的数量较少,商代晚期时才开始流行,腰坑墓的数量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基本消失的腰坑葬俗,在山东却呈现出盛行的趋势.分布区域也几乎遍及今山东全省.这是与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传播紧密相联的.     

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

“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对考古遗存的一种群体性分类,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来区分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群,也可以通过葬俗的一致性来确认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群。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次之,武器、工具最弱,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     

契丹早期墓葬研究

正目次一考古发现与研究二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三墓葬分期与文化特征四契丹早期葬俗及其演变契丹源于东胡族系,活动于辽西地区,至唐后期开始崛起,逐渐统一了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了辽国,重新形成了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族对古代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契丹文化因之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先秦时期山东地区腰坑墓流行轨迹的原因分析

商代中期腰坑葬俗在中原逐渐盛行,随着商王朝的统治、征伐及文化交流,流行于关中、海岱、长江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腰坑墓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的大辛庄遗址,此后直至战国中期出现了兴盛、消衰、重新盛行、逐渐消失的曲折的过程。而这些变化是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不同的交流方式带来的。     

殷墟四期晚段遗存年代窥观

史称武王克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其后武庚叛乱,周公再度东征,迁顽民。据此可知,自牧野之战至于成王时期,小屯一带仍有殷遗民居住。既然如此,在殷墟显然应该有西周初期文化遗存。50年前笔者即撰文提出,后冈圆葬坑     

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年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相联系。本对以上爵用诸说逐一平议,尤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检讨,并就图腾说下的相关问题与李少龙先生商榷。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拙《爵用新考》已为述（载《中原物》1998年第3期）。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山西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著名的有曲沃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及北赵晋侯墓地,黎城西关、浮山桥北、绛县横水墓地等。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普遍将这些遗存均作为西周封国的遗存看待。该文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认为对这些墓地尚不宜一概而论,他们实际存在着国与族的差别,即诸侯国、封国以及采邑的差异。从族群来源上讲有来自关中地区姬周系统的虞、晋、杨等诸侯或封国,也有出自晋南古族帝尧后裔黎国,还有源自殷商遗民的先国,以及出于戎狄文化系统的倗氏。只有更清楚的区分出众多西周墓地所属是国还是族的差别,才能较好的认识周王朝对晋南统治的格局。     

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

商文化墓葬的二层台上有放置动物腿骨的现象。本文结合晚商墓葬制度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考察。发现同一墓组或分族的墓葬二层台放置的动物腿骨的种类具有一致性,这或是血缘关系或族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体现;二层台有动物腿骨的墓葬在其所在墓组的同时期墓葬中规模较大,二层台所置动物腿骨种类多少和墓葬的等级没有必然的关系。二层台放置动物腿骨的现象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奠竁"礼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较大的差异。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

本文公布了应国基地八号墓的发掘资料,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墓主人是一位应国国君,墓葬的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所出应公鼎铭文显示周文王的庙号为"丁",揭示了生活在商末周初的姬姓周王在死后用庙号的历史事实,填补了文献记载中的空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等,为研究两周之际高级贵族阶层的丧葬制度和用鼎制度提供了一大批宝贵的实物资料.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

作册般铜鼋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末期青铜器。其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射礼,如果把它与田猎挂钩,则有许多疑窦;如果把它与射礼相联系,则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周礼“三番射”中的某些仪节和必射四矢之寓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射鱼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射礼,射鼋则是射鱼的一项重要射礼内容。本文还对鼋铭作了考释,并认定该器是铭功的庸器、再现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铜鼋的铭文与造型构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进行的一次水上射礼活动。     

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

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縢》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縢》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縢》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