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浅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的史学观念

杜维运先生在《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倡导的史学思想,多指的是与交动的世界相关的史学。代表着当前史学界主流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应如实直书,力求真实。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注重历史著述的优美笔法,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却仍客观的说其开创了写史的新方法。同时,杜维运先生具有开阔的视野,从整个世界来看待历史,注重在中西对比中研究历史。该书所论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以史析运：査继佐《罪惟录》史论研究

史论是査继佐所撰纪传体明代史书《罪惟录》的一大史学特色，在《罪惟录》一书中，卷前几乎都有总论，卷后及卷中又分别有不同的“论曰”,史论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探究史书结构与内容乃至史家史学思想的重要线索。査继佐借史论表述作为明末清初史家对于时局变换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关于明朝的帝运、国运以及当世之人的世运的解析是史论的重要内容，三运相系，可以看出査继佐深受传统儒学与阴阳学的影响。他在主要以天命和德业解释明亡历史原因之外，还注意总结误事朝臣、口舌之故、经济因素等其他细节性因素的历史作用，反映出较为进步的史学观念。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荀悦《汉纪》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自从《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史书而有评论,即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史论的撰写。一部史书的史论,往往是其作者写人记事的点睛之笔,是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我国古代史学,如同他在史料编纂方面有其特点,有其发展过程一样,在史论撰写方面,也有其特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阶段性、连续性与体系性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史学理论观点的阐释上,忽略了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分析。就理论倾向来说,柯林武德经历了由实在论者向唯心主义者的逐渐转化,他的思想发展也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外,历史过程思想作为其史学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体现着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问答逻辑则展现了柯林武德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三项学术研究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史学理论的体系性。     

贾谊史论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史学家和史之一。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和时代等因素以外,也得益于汉初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给予他的启示,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通变观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等思想,都为司马迁撰述历史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养料,启发他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观察历史盛衰和解决时代课题的智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学习华岗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

华岗同志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前辈,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想理论战线,他所关注的领域,涉及哲学、政治学、美学、历史学诸方面.华岗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强调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他发扬中国史学的"求真"传统,把追求历史的真实看作是史学研究的生命;他大力提倡学术创新,认为创新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的进步史学思想除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专著外,在他的其它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如其《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实则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兹分别论述如下。     

陈垣史学思想的风格与情怀

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通识的独特风格。他在总结传统史学的过程中重视阐明学理、发凡起例,将历史文献学领域中前人考订文献的零散经验,以近代科学方法归纳为各种可供传授、研习的法则;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则对传统史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陈垣史学思想蕴涵深厚的家国情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其思想主旨是大力表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提倡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史著中以古讽今,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爱国深旨则反映在确立了学术研究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方向。     

蔡元培的史学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史学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历史教学、著述和史料编纂等等。这些活动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很丰富。以往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教育等主体思想方面,缺乏对其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蔡元培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其主体思想密切相关的。探讨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我们对蔡元培思想的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认识。蔡元培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对史学功能的进一步阐发,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对史料搜集整理的重视,以及对中西史学相互沟通的认识和实践等方面。     

先秦诸子论历史盛衰

先秦诸子承认历史盛衰变化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其历史盛衰论产生的思想前提。先秦诸子还认识到盛衰变化和转化的必然性。对于决定历史盛衰的因素,先秦诸子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深刻、多维的思考,他们关于历史盛衰的总结和思考,对我国民族的历史思维及后世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李大钊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

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他探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20年,他即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但这个“史学思想史”并非一般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他主要是探讨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为了寻求唯物史观产生的足迹。在西方历史哲的发展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大钊在这个课程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一文。尽管这是中国先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思想的最初探索,但他的评述闪耀着科学,智慧的光辉,对我们今天认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很有价值。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明末清初贵池的史学传统

一、吴应箕、刘城开创了贵池的史学传统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县兴孝乡人.复社五秀才之首.是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学生陈维崧(字其年)在<钱础日史论序>中指出了他的史学地位:"先是,贵池吴先生、太仓张先生俱有史论.吴先生意气雄伟,倜傥非常,所著楼山堂史论,高文老识,成一家言,有极笔之叹矣."[1]不仅如此,他对贵池史学还有奠基之功,具体来说,表现在治学方法、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三个方面.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祐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     

孙中山与史学

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从历史知识中汲取精神养料。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史论政论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进行革命、思考中国历史前途及统一大势的借鉴。孙中山注意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对中国史学传统作出新的阐释,使史学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