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启示

缠足陋俗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千年,曾给中国女子身心造成重大伤害。起源于清末的不缠足运动,在曲折中波澜壮阔。最终割除了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缠足陋俗,这一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给我们很多的文化启示。     

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起源与成因

问题的提出在西方学说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系统是稳定而圆满的,而在这个稳定而圆满的史学系统中,天下一统思想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自历史记忆的初期就接受了天下一统的观念。     

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

明代北京鼎建,北京成为国家首都,南京作为陪都,这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传承与调整。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秦汉大一统王朝奠都长安,自隋至唐末,长安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322年;继元朝之后,自明永乐至清末,北京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490年。全国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中国都城独树一帜,在全球凸显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本文以"内"与"外"为观察点,考察明永乐帝鼎建北京,及其如何谋划南北大一统对全国实行有效治理,又如何以北京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与交汇点,重构丝路辉煌。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整体明史和全球视野下中外关系史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清末民初绅士阶层蜕化原因探析

绅士在中国封建社会享有重要的经济特权,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元化时代,绅士群体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其作为一个地方权势力量,因科举制的废除、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严格控制措施等种种原因,逐渐走向蜕化。本文针对绅士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发生蜕化这一历史现象展开研究,力求探讨其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产生蜕化的深层次原因。     

发展考古学 服务新时代

正作为一名从业40年的中国考古人,作为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的历史学科研究人员,能够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大会,见证这一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心情十分激动。一、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意义重大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决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视与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他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研     

“中华一统”论

“中华一统”,不仅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中华一统”的研究,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碍。从国内讲,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有“批儒扬法?”的法家统一和儒家分裂,儒法政治斗争贯穿历史始终的双线论的严重干扰;近来又有否定文化传统,否定一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     

清末的留日女学生

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谢长法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留日热潮,与前两次留学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有相当部分女子负复东渡。这样,女子留日成为清末留日热潮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清末留日女学生作一归纳,以为留日研究整理资料。一、...     

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

1897年之前,以具体统计事例为载体的西方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经传入中国,1897年后,经日本消化吸收的社会统计学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这对清末和民国统计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清末时,梁启超等人把统计材料汇编为历史,陈黻宸等人明确主张以统计法来研究和表述历史,他们固然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但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和外来成果所施予的直接刺激也不容忽视。当时已有人在史书编纂、地方史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使用统计分析法,这构成为清末中国新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     

客居视角下的区域文化与历史书写——以近代黑龙江方志为中心

明清以来,中原诸省地方志的纂修日益系统化,这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开始向近代国家一统下的区域认同转变。在区域认同的进程中,地处边疆曾作为满清龙兴地之一的黑龙江则由于长期封禁。与内地文化交流少,建省晚等因素而呈现出以客居文人为主体的方志纂修群体。这些人以客居的视角对当地文化与管理状况进行品评并通过历史书写加以保留,从而推...     

那些年 我们怎样留学

自近代起,贫弱的中国带着期待,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不同的国家,造就不同的人才,对中国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哪个国家的留学生最能打仗？哪个国家的留学生专业能力最强？哪个国家的留学生最艺术？蓦然回首,看清末民国中国人怎样留学。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四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书稿的完成,为苏秉琦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条件.他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以实现他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的,着重解决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还针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高涨而史前史研究低落的现状,解释"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清末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与态度

清末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与态度李长林犹太人是一个分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的特殊民族。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犹太人集团居留过，开封犹太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到清末时期才开始对犹太人有了明确的了解，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与旅居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有着受压...     

清末至抗战前忻县兴学育才纪略

清末,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被迫施行新政。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并未能挽救晚清于垂暮,其提倡新学,却为推翻清政府提供了人才准备。也有学者认为,清末新学间接影响了民国及至抗战时期的初级教育格局。历史在不同人眼中以不同形式存在,让我们从对山西忻县兴学育才历程的回顾中,对清末新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作深入了解。     

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清末民初中国政党运动

在中国,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到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才出现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加上中国清末封建王朝的没落与腐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遭遇亘古未有的巨变。正如梁启超形容的: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民族存亡的时刻,许多卓越的仁人志士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洪秀全发动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清朝末期…     

浅谈唐朝历史教育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大发展时期,在唐代社会的高度重视下,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育极其繁荣,这对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历史教育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借鉴,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对于推动史学的繁荣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就对唐朝历史教育进行了简单探讨。     

清末商部的设立对黑龙江商会形成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财政窘迫,入不敷出,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统治者将目光转向工商业,希图开辟新的利源,于是在1901年下旨实行新政。清末新政中一项重大的举措就是设立商部,这是救亡图存的产物,是应时之举,也是中国国家机构沿革史上的一大创举。商部建立后,设置了四司一厅的职能机构,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适应了社会的转型。商部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对黑龙江商会的发展和近代化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和武汉一起“再活了一次”

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可以凝聚和迸发怎样的力量?在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抗疫类)”的30人名单里,我们找到了三位青年,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人生轨迹却在这个春天交汇于武汉,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挺身而出,彼此的故事已成为这座城市记忆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