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刊撷萃

陕西注重王莽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中国钱币学会陕西分会出版的《陕西金融》1990年增刊为王莽钱币研究专辑,其中专辟“莽钱铸造”栏目,发表了一批新莽钱范等材料;在“问题探讨”栏中,也有专文就莽钱铸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荥阳苜蓿洼墓地出土新莽布币

2007年5月,在对荥阳苜蓿洼墓地中部其中的三座墓葬清理中,出土六枚新莽时期布币,这批新莽货币,品相极佳,堪称是王莽币制改革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四川彭山县出土新莽西顺郡铜板

1962年,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新莽时西顺郡铜板。据了解,系成都以南的彭山县双江公社出土。彭山县汉代名武阳县,隶属犍为郡。据记载,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更其旧名,改犍为郡为西顺郡,武阳县更名     

本期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学科前沿和读史札记16篇,集中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方面。新朝建立和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点的篇章,其承前启后之历史意义,其政治变动之思想价值,为学界持久关注。《新莽九命系统钩沉》考辨了新莽九命系统,并以此为线索讨论王莽时代的爵官制度和改制背景。     

郑州地区汉代的民间铸钱工艺

西汉前期,由于长年战乱,人民亟待休养生息。因此,当时政府曾一度允许官商铸钱。于是便有许多官吏和商贾从事钱币铸造,到武帝时,就将铸钱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独铸,使货币质量得到提高,在民间取得了信任。西汉末新莽时期,王莽托古改制,民间盗铸之风大兴,社会经济造成大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近年来,在郑州地区曾发现两处新莽时期“大泉五十”铸造遗址。现根据出土铸范试析如下,以求就教。     

莽权出土后的传奇经历

甘肃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准确的叫法应是新莽度量衡标准器。在莽权的出土地定西 口一带,人们把它通俗地叫做“王莽秤”。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王莽登基诏书

<正>西汉末年,汉王朝的统治力量日渐衰弱,外戚王莽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应时而起,逐渐掌控朝政,并最终以所谓禅让的方式取代汉祚,建立了新莽王朝。新莽代汉的史事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出土文献特别是简牍中涉及这一方面的新史料更是备受关注~([1])。近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贰)》中有一条涉及王莽登基的简文,对了解王莽代汉立新的史事,对认识《汉书·王莽传》的性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都凤凰山新莽墓出土钱币清理简报

本包括两大类钱币,西汉五铢和新莽钱币。西汉五铢类包括,西汉元狩五铢(郡国五铢),赤仄(侧)五铢,武帝三官五铢,昭帝和宣帝前期(元康二年以前,即公元前64年)的三官五铢,宣帝后期的三官五铢钱(元康二年、神爵年间钱),元帝至西汉末年的三官五铢钱;新莽钱币包括,大泉五十钱、大布黄千钱,货泉。并对西汉时期及新莽时期各朝铸行钱币的型制特征加以描述,以此钱币推断出该墓葬年代为王莽末年墓。     

西海郡故城新发现新莽钱范

正西海郡故城俗称三角城,在青海湖东北侧、湟水南岸的金银滩上,距青海省海晏县城约1公里,是王莽设立的西海郡郡城所在。西汉末年,王莽以国舅身份逐步取得汉朝实权,"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派中郎将平宪等,引诱卑禾羌献地称臣,置西海郡。西海郡故城内曾多次发现新莽钱范。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研究员曾到这里实地考察,在城内采集到了西汉和新莽时期的五铢、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和陶范~①。七十年代中期,有人在三角城遗址草地上偶得一使用     

新莽九命系统钩沉

九命系统是新莽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复原、讨论新莽九命系统对认识新莽爵官制度、理解王莽托古改制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出土的新莽命数简,反映了命数与内爵称标识的"位—秩"的对应关系,应出于模仿《周礼·春官·典命》九命与《春官·大宗伯》九命而作的同一系统。据此可推断新莽曾实际制作过九命系统,此系统中九命序列与"位—秩"序列挂钩。复原出的新莽九命系统,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有与新莽制度或汉晋观念相联系、呼应之处。这些都印证了新莽官方曾实际制作过九命系统。此外,有迹象暗示新莽五等爵序列可能也与九命存在对应关系。     

阜阳出土新莽“井田”铭博局镜及相关问题

1978年3月,安徽阜阳程集区刘棚乡万庄大队刘庄村农民在七渔河西侧田间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砖石墓,随即私自将墓葬破坏,随葬器物被哄抢。文物部门获悉情况后赴现场调查,从农民手中收缴一枚新莽时期"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因镜铭文涉及王莽"王田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是目前所见新莽镜出土材料中的唯一例证,价值弥足珍贵。这枚新莽铭文镜的发现,对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     

关于汉马丞、徒丞、空丞印问题

《文物》1963年11期载治稀《记汉官印母范》一文,认为马丞、徒丞“是王莽创造的官名,具有时代标识”。偶读罗福颐先生近著《古玺印概论》一书,见《古玺印时代的考证上·新莽官私印》一节中,也同样提到“马丞、徒丞、空丞等,都是王莽时特有的官名”。究竟上述三丞是否为新莽所创置,为新莽时特有的官名,这关系到汉印的断代标志,不可忽视。二文虽言之凿凿,但本人不无可疑。今试谈马丞、徒丞、空丞印诸问题于后,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

《汉书》的《王莽传》和《匈奴传》对始建国二、三年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的记载颇为杂乱,不仅时间年月两传不相符,所记诸事的顺序也不一致,单凭两传的记载,很难理出头绪。新出《额简》2000ES9SF4∶1至2000ES9SF4∶12属于同一册书,为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新莽诏书行下文残篇(后     

乾隆嘉量考——兼谈黄钟与度量衡的关系

紫禁城内乾清官和太和殿前丹陛右侧,在石雕歇山脊式小亭屋中各陈设着一件铜制鎏金嘉量,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这两件刻有乾隆御铭的量器,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璀璨,引人注目。关于这两件器物,有人认为是新莽铜嘉量的仿制品,也有人说是清代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度量衡而制造的。乾隆朝的这两件铜嘉量(图一、图二),从形制看确实是仿新莽铜嘉量而制。新莽铜嘉量是公元九年王莽当政时委派国师刘歆设计     

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阜阴出土新莽“井田”铬博局镜及相关问题

1978年3月,安徽阜阳程集区刘棚乡万庄大队刘庄村农民在七渔河西侧田间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砖石墓,随即私自将墓葬破坏,随葬器物被哄抢。文物部门获悉情况后赴现场调查,从农民手中收缴一枚新莽时期“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因镜铭文涉及王莽“王田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

从敦煌汉简来看天凤三年王莽伐西域失利在于新莽政权在对西域军事行动中后勤补给存在很大的问题。战争的前期国家后勤物资准备匮乏以及伐西域路途险阻、给养运输筹措困难的客观现实为军事行动埋下了隐患;战争中的给养筹措和补给的诸多困难直接导致了整个军事行动最终的失败。     

西安西门外发现窖藏铜钱

1988年3月24日下午,西安化工通用机械厂在西门外修排水道过程中发现窖藏铜钱。这批铜钱被埋藏在距地表约0.9米深处的一黑色陶罐内。清理时陶罐已破碎,但仍可看出铜钱原先是成串整齐的盘放于罐内。铜钱总重约10公斤,计2182枚。穿绳已腐朽,部分钱锈蚀板结。周围无其它遗存物。这些钱主要为北宋钱币,杂有少量其它朝代钱币。年代最早的为王莽“货泉”;最晚的为北宋“宣和通宝”;均为素背,币值有折二、折三、当十等;钱币有真、草、隶、篆和瘦金体。现整理如下: 王莽“货泉”13枚,新莽天凤元年(公     

王国维一失

王国维在《新莽嘉量跋》中指出《九章算术》商功章圆囷求周问关于王莽铜斛一段“上虽无淳风按三字,然实李注”,又指出“云后有赞文,与今律历志同者,谓此量后铭与淳风所撰《隋书·律历志》中莽权铭云同也”,非常正确.然而他接着说:“云今祖疏王莽铜斛文字尺寸分数者,祖盖谓祖冲之.《隋志》载祖冲之以密率考此量,其证也.聚珍板本政‘祖’为‘粗’,失之”,则是错误的.     

略论新莽钱币

王莽自居摄二年(公元七年)五月到地皇四年即更始元年(公元二十三年)止,计十六年时间共进行五次改革,实行不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的三十三种钱币,品种之多,不仅在中国钱币史上没有,在世界钱币史上也是罕见的。时间虽短,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但是所铸钱币中有的精美绝伦受到历代诗人、学者所歌颂。也为中外钱币学界所赞美。新莽钱币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管窥所及试论如下,请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