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怀旧书写

城市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城市小说作为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通过建构老城市特有的物质空间、精神形态,以及老一代市民生活场景,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怀旧风潮中。本文试图从“市民精神的追认”、“繁华逝去的挽歌”以及“青春乌托邦的追忆”三个方面,阐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怀旧书写的形态,运用现代性理论,探讨这一书写方式背后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IQ84》中的牛河形象论

在村上春树小说的人物谱系中,牛河是一位鲜活的、经典的存在。这位靠着在村上小说中跑龙套起家的人物,在《IQ84》中上升为作品的第三号主人公。牛河形象是在受到社会戕害的负面效应与长期影响下产生的,不但活灵活现、纵横捭阖,游弋在作品的艺术世界中,是作家小说人物整体构想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面目并不可人,行为方式甚至很难被人接受。因此在表现日本社会危机的本质特征方面脱颖而出,成为现代小说艺术中的“这一个”。这一形象的出现,改变了长期以来,读者和批评界对长篇小说主要人物概念的传统认识。     

文学，电影的缪斯女神——浅谈文学到电影改编理论研究

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诞生仅仅只有一百多年。当电影嫁给文学,文学迎娶电影的时候,一个以文字符号散发无边想象的世界就和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影像殿堂交融在一起,就创造出了文学和电影的奇异“潘朵拉星球”。本文主要结合相关电影改编事例分析研究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的理论问题以及其中涉及到的两者叙事方式的转变。     

殷商刻辞与中国艺术观念的本源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浅谈莫言作品的语言风格

莫言的小说语言具有杂语性,这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的艺术特征。就叙述语言而言,传统的作者叙事具有权威话语的一元性,而莫言小说的叙述语言就具有一种对话性,从而打破了作者话语权威意志主导的一元世界。本文试从词汇、句式等方面出发,分析莫言作品的语言风格。     

梁启超与清末“政治小说”的得失

在清末“新小说”崛起之时,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在清末小说中所占数量虽不多,但是它却成为清末“新小说”的主流,对我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小说,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在当时,政治小说是“理想小说”之一种。这种“政治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没有的,它主要是受欧洲、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     

贵州最早的白话启蒙小说

“诗文代变”。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 ,中国出现了一场号称诗界、文界和包括戏剧在内的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现代报刊为媒体 ,凭借机器印刷和出版企业文化形式所进行的文学启蒙运动。梁启超等人于１９０２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杂志 ,即以《新小说》名之。“新小说”觉世新民、开启民智的启蒙功能 ,被他们以极端的态度 ,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为“文学之最上乘”的中心地位 ,虽然 ,这与传统小说关乎世道人心、“文以载道”的古训 ,其实是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但从此 ,小说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 ,强烈的忧患意识、…     

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

时至今日,“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五四”话语随时势转移而变换其意义,而意义的深度与广度则取决于“五四”话语对时势的阐释状态;其二,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释义过程,实际上是“五四”不断被赋予意义、不断被追认价值、不断被叠加内涵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呢？也就是说,“五四”内涵的意义扩张,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呢？考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考索“五四”话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知识构成要素分析

所谓从“知识”视角对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进行研究,就是分别从“知识构成要素”视角,对不同类别的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进行分析和认识,即从知识构成中的经验要素视角,认识“关于国际社会现象和事实是什么”的外交话语;从知识构成中的逻辑要素视角,认识“关于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和问题”的外交话语;从知识构成中的实用要素视角,认识“关于世界各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以造福于人类”的外交话语。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

1989～1992年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包括三个阶段: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1991年);建立睦邻友好原则(1992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正常化"是核心,它贯穿其间,使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中苏关系之所以实现"正常化"主要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此外,灵活的政策运用在处理"三大障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奠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侨务领域拨乱反正述略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中的重要一环。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入手,对"海外关系"重新作出肯定评价,并恢复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侨务机构以及建国初正确的侨务方针政策,继而侨务领域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保障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以及落实侨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开创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八旗索伦的骑射教育

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骑射教育,是清代八旗索伦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教育内容及其目标来看,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旗学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的骑射教育,实质上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这种技能性的军事教育不仅为清王朝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同时也对八旗索伦保持以渔猎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维系以骑射为特征的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初探

福州是福建省会,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是"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福州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始于后汉,发展于唐五代,明清时期福州作为郑和下西洋重要基地和中琉朝贡贸易唯一官定港口而鼎盛。郑和船队驻泊长乐和中琉贸易定点福州,奠定了福州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国际贸易兴盛带动港口建设,贸易港从福州内河向滨江滨海发展,先后出现东冶港、甘棠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和出发地之一。福州人有精湛的帆船制造技术,熟知天文地理,并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穿洋过海、贸迁四方,形成代代相传的海洋文化传统,这是福州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Swahili women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 on gender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sis and update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bout the link between gender and identity and uses a group of Swahili women in eastern Africa as an example of how this link works in practice.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gender theory related to the terms "gender" and "identity." It is noted that gender is only one aspect of identity and that the concept of gender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such as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erms "sex" and "gende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synthesizes the experiences of Swahili women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convergence of gender and class was very important. The status of Muslim women is reviewed, and it is noted that even influential women practiced purdah and that all Swahili women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which inhibited their opportunities for socioeconomic mobility. Slavery and concubinage were widesprea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Islamic women in spirit possession cults was a way for women to express themselves culturally. The separ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Swahili cultur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wo distinct subcultures, which excluded women from most aspects of public life. The third part of the study looks at the experiences of Swahili wome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oth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onial period. It is shown that continuity exists in trends observed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For example, the mobility of Swahili women remains limited by Islam, but women do exert influence behind the scen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Swahili woman has been shaped more by complex forces such as class, ethnic, religious, and geographic area than by the oppression of Islam and colonialism.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gender cannot be studied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salient variables affecting identity.     

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

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在其研究视野中,"南方谈话"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里程碑"。他们的研究范围,从"南方谈话"的背景、南方视察的行程、谈话内容到"南方谈话"的意义和深远影响,越来越宽泛。通过这种全面研究,他们逐渐修正了对"南方谈话"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国外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有裨益。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Religious Right: Hiding Hate in the Landscape

Identity theory has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analysis of political action, but has tended mostly to examin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on the left. Any theory concerned with eradicating oppression must also analyz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of groups on the right whose politics are often based on exclusion and hate. Thus the empirical par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igious right, specifically Liberty University, in Lynchburg, Virginia. The potency of the religious right lies in an identity politics which simultaneously asserts that fundamentalist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orld" but should nonetheless equate themselves politically with economic conservatives. This allows Liberty to borrow freely from the symbols and trappings of economic conservatism while blurring the hate and antagonistic othering inherent in essentialist notions of fundamentalist identity.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