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在1949年后

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解放前因主持《大公报》为人所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要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社逐步后撤,曾在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待的时     

蒋荫恩其人其事

蒋荫恩,1910年8月14日出生,浙江慈溪人。他曾在《大公报》工作六年,分别在津馆、沪馆、港馆、桂馆任编辑主任;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成为"大公报人"1935年年夏,蒋荫恩因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6年初,经人介绍,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报到上班的第     

从《大公报》到《经济日报》

《大公报》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份报纸,它1902年创刊于天津,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曾先后在天津、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改为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始终未做变动,至今正常出版。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正《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停刊。本文所说的《大公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刊。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     

《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

正晚清以降,慈善公益活动以更为生活化的形式融入都市,义演、义卖、义映等助赈活动可谓慈善事业生活化的突出表现,属于近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报纸对新型慈善方式的推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报刊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涉及近代慈善文化变迁与媒介转型等问题,目前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互动的研究尚显不足,笔者拟以《大公报》馆参与及关注慈善义演、书画助赈为切入点,从传播学与慈善史发展的视角剖析其特色,分析天津重要报刊《大公报》与清末民初慈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窥探报刊及其把关人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中国时人对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以《大公报(天津版)》和《东方杂志》为主的考察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一事,在当时引起了重大反响。在中国国内,《大公报(天津版)》对这一事件持肯定态度,即使苏联进军波兰也没改变其看法;《东方杂志》则未对之做过多肯定,但当苏联进军波兰的事件发生后,就对苏联予以了较多的抨击。导致两者看法不一样的原因是:作为报纸的《大公报》更需注意引导舆论;两者的关注层次有差异。     

毛泽东与三位《大公报》人的交往

1902年6月17日,由倾心近代文明的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办报宗旨为“开风气,牖（音you窗户意）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报头《大公报》和报馆大门“大公报馆”匾额,均为严复所书。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字样,意为“公正无私”。一份民间所办的报纸,历经跨世纪的曲折发展,几经易手、移址,如今仍在香港出版,算起来它已走过整整110年了。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顺天轮劫案

1934年6月,由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顺天轮,被土匪劫持到山东利津其沿海。事发后,京、津、沪各大报纸都以显要位置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天津《大公报》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稿:《大沽口外惊人劫案——顺天轮初匪骑劫,中外旅客数十人被掳,各方派舰侦匪无端倪》。《益世报》也以《大沽海面一幕惊人恶剧——处女航中,英商顺天轮遭骑劫》的标题作了报道。此案在当时曾轰动     

张季鸾与“三绝碑”

1934年(民国23年)10月10日,张季鸾回到阔别26年的故乡,谒墓立碑,在榆林居住一月半之久。回到天津《大公报》馆后,即写下了蜚声一时的《归乡记》,指出：“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

正《大公报》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报纸。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到迄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经有115年历史。100多年历经四个阶段:一是1902—1916年英敛之创办并主持的阶段;二是1916—1925年王郅隆出资接办时期;三是1926—1949年,由吴鼎昌出资,与胡政之、张季鸾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四是全国解放后,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时期。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办的《进步日报》,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关于《进步日报》的创办,还得从天津《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沈从文办报:只认作品不认人

<正>《大公报》是新中国成立前国内著名的大报,也是第一张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的亚洲报纸。它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办,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民国,至今还在香港出版发行。1933年春,《大公报》     

成为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当之无愧。但对于《大公报》的评价,却曾有过极大的反差。1949年以后的近40年里,《大公报》被冠以“国民党政学系机关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罪名,“清算”、改组。文革伊始,更是首当其冲,封馆停刊,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人解放思想,开始为《大公报》辩诬、正名,首倡者首推李纯青先生。     

《大公报》在北京的创刊、发展和停刊

1949年前,老《大公报》曾有过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却从未在北京出版过,只是设有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是如何在北京创刊、发展和停刊的呢?     

抗战期间的重庆《大公报》

《大公报》重庆馆在抗战期间艰辛备尝,亦在此时获得殊荣,在《大公报》的漫长历程中值得书上一笔。 1939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报馆设于新丰街19号,日出一大张报,用土纸平板机印刷,少数用嘉乐纸、白报纸。虽用土纸印刷,但版面设计得相当精致,除一、四两版刊登广告外,主要新闻在     

旧时汉口杂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发生了天津事件,《大公报》由天津日租界搬到法租界新址。那年年底,胡政之派我去汉口当特派记者。在此以前,《大公报》只有南京、北平、上海三个办事处,我去汉口。也成立了办事处,成为四大办事处之一。我名为办事处主任,实际还是单干。另外,请陶菊隐先生担任特约记者。     

世间自有真情在——《一代报人王芸生》出版后

由北京硕良文化发展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正式推出后,在北京南城《大公报》原址四周散居的一群大公报老人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作者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委托张遵修女士将书送给了一批老人,没有送到的老人也竞相争购。此情此景令刚从医院“化疗”出来的作者很受感动。不想,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大多数已超过八十),大多连夜阅读。老人们说,虽然此书写的是王芸生,然而王芸生是《大公报》在40年代两极决斗时期的言论主持人,他那个时期的言论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他们认为,作者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把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