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

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档案。其内容有关《四库全书》纂修初期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誊录人员、誊录书籍、稽核、分等、奖罚等,涉及四库全书开馆初期誊录《四库全书》典籍时底本的选用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对纂修《四库全书》流程的认识,也为其他《四库全书》相关文献,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翁方纲《纂校四库全书事略》等文献的断代和互证提供参考。     

四库唐集编纂考述

<正>《四库全书》的纂修是四库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围绕这项研究,学术界目前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1937年,郭伯恭就出版了《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此后又有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1990)等专著的诞生。这些著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问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问世《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沿用唐代“四库”的名称，以经、史、子、集为四大部，共收录图书３４５７种，保存了清代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     

大兴“二朱”与四库全书馆

大兴朱筠、朱珪兄弟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两人都曾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朱筠对四库全书馆的开馆有首倡之功,朱珪则主持了山西采进书籍的工作,此后两人又先后在四库馆任职,分别担任纂修官和总阅官。通过对"二朱"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交游和活动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出,四库馆内存在一个复杂且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四库馆臣间或为师生,或为同年,或为姻亲,或为旧友,不仅同在四库馆内参与修书,在馆外也时常一同宴集、出游,交流思想、讨论学术,这些联系和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四库全书》在兼采汉宋的前提下,崇汉抑宋学术立场的形成。朴学思潮的兴起是四库全书馆得以开馆的关键因素,而《四库全书》的纂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朴学思潮的发展。以"二朱"为线索,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种互动影响是如何一步步发生、扩大的。     

四库馆中的江苏学人简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至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再到续缮三份《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同时完成,四库馆共存在十四年,期间大批学者文人进入四库馆参与纂修工作。根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馆开列的《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四库馆臣总计三百六十人。四库馆中江苏籍学者人数众多。他们学识文才俱优．治学综览百家,贯穿汉、宋,或精于经史,或长于诗古文,为《四库全书》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

一与 1998年相比 ,1999年清史研究领域相对活跃 ,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 ,新的理论阵地《明清论丛》创刊 ,三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 ,曾因思想、政治、民族、地域等原因查禁、删改、销毁了 30 0 0余种图书 ,总数达 10万卷以上 ,与收录之数几乎相埒。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三部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巨型图书先后上马、完成。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 ,《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工作也于 1999年 11月杀青 ,交付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丛刊由王钟翰任主编 ,何龄修、朱宪、赵放等…     

《四库全书》与清代国家意识形态考论——以忠节观为中心

清廷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一个文化工程,还是一个思想文化整合工程,是清朝推行文化与思想统治,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忠节观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有必要进行深入阐释.明确清代国家忠节观的内涵,归纳出清廷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塑造国家忠节观的途径.借以呈现清廷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推行文化统治的不懈努力.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发覆——以清代别集为例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期间四库馆臣修订《四库全书总目》时抽换下来的零页汇集。它反映了这一阶段《四库全书总目》的面貌及其变化,仅从清代别集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些原拟抄录的著作被移入存目(原因很可能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抄录),而相应提要的褒贬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于我们认识《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

上海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作为第一次成书进呈的《总目》全稿,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从这部残稿小说家类来看,上图稿本继承了此前《总目》的纂修成果,而在之后《总目》小说家类的修订中,并未进行大幅度的删改。通过比较分析可知上图稿本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承启作用。此外,上图稿本中保存了四库纂修官的修订意见,通过纂修官对提要内容、分类、排序等诸多方面的修订,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以及四库小说观念、分类的生成史。     

清末徽州民间宗谱纂修活动研究——以光绪二十三年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为例

本文为新发现的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整个过程,从而了解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缘起、纂修组织结构、各项制度规定、宗谱管理、纂修谱例及付梓规定等,对研究清末徽州乡村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民俗等有着一定的价值.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