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万里接送金使诗看其华夷观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华夷观是以华夏文化优越感为基础、以儒家礼法制度为依托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华夏人的这种主观意识随着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扩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进而形成了尊礼义文化、贱夷狄风俗等观念的"华夷之辨"。宋朝有着它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以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些。本文就以杨万里接送金使诗为对象,试从文化优越感、爱国情感及诗作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分析他这种华夷观的表现形式。     

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化与开放性——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及其启示

20世纪中期起,西方学术界围绕着"17世纪普遍危机"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促进了对近代早期欧洲史的理解.透过其研究历程,我们从中可得到诸多启示.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和文化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9月9日至10日,由武汉大学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宗教改革和近代早期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和文化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岭南报载寓言研究及其多重价值

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开始近代转型。在诸多文学体裁中,寓言的转型最具典型意义。岭南报刊在寓言的近代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岭南报刊是最早译介域外寓言的中文报刊;第二,岭南报刊设立的"寓言"专栏,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寓言专栏,标志着近代寓言的文体独立;第三,岭南报刊是近代寓言原创作品发表与传播的重要平台;第四,岭南报人引导了近代寓言的发展与嬗变,对近代寓言的产生、传播、定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勾勒岭南报载寓言的发展概貌,探索     

一部沉寂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史研究拓荒之作——皮尼奥蒂《托斯卡纳史》评介

19世纪初的西方史学领域诞生了一部堪称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即意大利历史学家皮尼奥蒂的《托斯卡纳史》。"新雅典"概念是贯穿《托斯卡纳史》全书的灵魂,意在表明古希腊雅典是那个时代及往后西方文化发展的源流,而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则接续这个源流,成为近代意大利学问复兴时代及近代西方文化史进程的中心。新雅典概念蕴含着皮尼奥蒂阐释意大利14世纪至16世纪文化历程的独特思路和学术亮点,它启示学人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文化的新途径。     

略论当前民族主义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兼谈民族主义与建设和谐世界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文通过对民族主义基本理念和古代中国华夷观、天下观、君臣观等的比较分析,认为近代之前的中国不存在民族主义或传统民族主义,亦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本民族的”; 其次,本文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虽然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理性的,但任何民族主义都具有两面性,因此即使我们提倡“理性民族主义”,也很难避免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 最后,通过考察、分析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本文指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不协调和不能兼容的.     

漫画中的历史(四)——革命的缘起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学者张海鹏先生在梳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沉沦"与"上升"说。他认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社会逐渐"沉沦"下去,这个深渊的"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成长和集结,于是辛亥革命爆发,缔造共和;新文     

建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评何晓明著《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

何晓明近著《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建构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在诸多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著中,何著所建构的思想谱系脉络最长。该书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端提早到19世纪中叶,较19世纪末叶说与20世纪初叶说提早了半个世纪,这一论断充分考虑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通的历史以及"中体西用"论的内在发生机制;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推进,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是"中体西用"论的内在演进,二是从"体用二元"论到"体用不二"论的演化;何著将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复出"也纳入了视野之内,这一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求同的趋势和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存异的趋势。总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以超越文化保守主义、反思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展开论述的。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试析三菱财阀迅速发展的原因

三菱财阀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岩崎家族人才辈出、同心同德;第二,三菱的企业经营适应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即三菱在明治前期充当"政商"的企业经营战略.以及19世纪90年代以后大力发展军事重工业的企业经营战略,都是与日本政府选择的"官方倡导"、"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一致的.     

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

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试述孙科、林云陔与民国广州公园建设

<正>公园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供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1]是一纯粹的西方概念,20世纪初期首次引入中国,"公园"一词本身即包含了民主、开放等现代性的内涵。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鼓浪屿百年建筑风格流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间,鼓浪屿建筑的发展历程及建筑风格流变,反映了当地本土传统和西方建筑风格、建筑技术、建筑文化及价值观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且从多元文化交流的土壤中生发出具有强烈本土建筑文化特征的近代华侨洋楼建筑,以"厦门装饰风格"为其典型代表。而鼓浪屿本土化近代建筑发育形成并表现出强烈活力的历史进程,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世界建筑近代化进程的国际化大潮中,本土建筑文化如何存留,并且有机地融入本地近代建筑的发展,进而焕发新生命力的生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