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

1904年开始实行的考核州县事实,是清代考绩制度的重大变化。它是清廷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的措施。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避重就轻的结果,只能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     

“停部选”与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改革

晚清以来,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大,原有的部选与外补并存的州县官选官结构受到冲击。新政开始后,清廷不得不停止部选,将州县官的选任权交给督抚。但由于停部选涉及吏部与督抚的权力,带来二者的利益冲突,从而使这一改革表现出新制与旧制纠葛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问题。"停部选"实际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过渡的过程,并没有完成。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

甲午战后,光绪帝颁下"改革谕旨"及胡燏棻、康有为等条陈折片九件,要求将军督抚们各就本地情形悉心筹划,由此引发一场关于战后改革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清朝执政集团在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展开的关乎朝廷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各地大员的知识水准和精神状态,揭示了清廷屡遭挫折、求变无成的深层原因。     

慈禧与清末新政

慈禧在清末新政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改革意愿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启动、开展及其转向预备立宪。在此过程中慈禧具有强烈地改变现状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她对新政和预备立宪采取了较多的支持,因而新政时清廷虽日益窘困,但改革却仍继续。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满清政府为挽救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清末新政"。在"新政"中,统治者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没有处理好政治改革和财政问题,"新政"引发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和严重的民生问题,不仅未能改变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反而培植并壮大了反清势力,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朱英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１年的新政，是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清末新政既...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郑孝胥与交通银行的半生缘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历任广西边境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郑孝胥所处的年代,正值列强入侵,国力衰退的时代。清政府为挽回败局,推出一系列新政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铁路政策的改革。在当时,路政改革是新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它的成败,直接决定着新政的成败,从而决定清廷的命运。     

独具特色的清末新疆《镇西厅乡土志》

《镇西厅乡土志》系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奉清廷饬令而编写的新疆乡土教材之一。该志并未按照清朝所颁《乡土志例目》编纂,而是根据当地实情稍作变通,不仅体例自成特色,且内容翔实,史料价值较高,远胜其他乡土志。     

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迅速加剧。在这十年中 ,随着新政的开展 ,产生了新知识分子、从旧绅士阶层分化出来的新绅士以及从统治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 ,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里 ,每一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要求。新绅士希望参与政权 ;地方督抚希望保持甚至扩大已经获得的权力 ;商人阶层在政治上紧随新绅士 ,对清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知识分子公开反满 ;而下层民众则反对新政进而反对清政府。清政府适应不了或无力驾驭这一变化了的社会 ,只好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

清代晚期,作为英、印、中三角贸易的主要媒介,鸦片等毒品被大量准进,逐步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毒品经济形态,成为晚清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的重要制约因素。清末新政时期,从新闻媒介到清廷大员,均将新政改革的成败与鸦片禁政联系起来,在禁政与宪政改革、中国外贸事业的振兴以及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关系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因之,在清末改革的框架内,除宪政等方面的改革之外,又融入了禁毒社会改革,新政与禁政呈现出互动和契合的态势。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自193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晚清权力结构,都在“内”“外”的框架下言说,或称咸同军兴以来一直是“外重内轻”,或称清末新政期间演化成了“内外皆轻”。谈及晚清权力结构的影响,学界都与民初的军阀割据相联系。其实,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发生了超出“内”“外”格局,朝着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崛起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绅士。这两个集团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民初共享政权,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不但有军阀,也有绅士,不但有割据,也有宪政,这是清季权力结构新变化造成的影响。     

清朝“奴才”史论

在清朝,"奴才"是一种特殊的称谓,但其并不仅限于旗人的自称,也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称"奴才"。从雍正朝开始,清廷对"奴才"的使用对象、使用场合以及使用范围均有规定,到乾隆朝,这一规定彻底地完成。但是,到了宣统朝,清廷为了显示满汉一体,宣布停用"奴才"之称谓。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民国以前唯一的广东财政钜篇——喜见清末《广东财政说明书》整理本问世

清末,政治腐败,武备落后,财力匮乏,国贫民困,外侮殷繁,起义频兴,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崩溃。清廷为避亡图存,不得不觅求生路。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数十年,且经历了戊戌变法,故在有识之士影响下,决定仿效西方制度,改革旧弊,实行新政。新政的范围相当全面,包括政体、官制、法制、军事、公安、民政、教育、经济、财政等。其中的财政改革是稍迟的,始于光绪最末一年,是新政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刍议

学校与科举之争,是晚清文化战线上新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中经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直至二十世纪初清廷推行“新政”才趋于解决。现仅就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对学校与科举之争所采取的态度及其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