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话悠长人散曲未终——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张再访谈录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程中,中苏友好协会(简称中苏友协)曾经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在目前学术界,对于中苏友协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为此,我刊约请原中苏友协总会秘书张再同志就中苏友协的成立过程、组织机构、开展活动以及产生的影响等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一次难忘的会见

2006年是帮助中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逝世十周年。在充满怀念的思绪之中,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末在莫斯科苏中友协大厦和西林亲切会见的难忘时刻。那是在中苏中断交往将近1/4世纪的1988年。两国友好协会刚刚恢复友好交流。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分会,应乌克兰及其首府基辅市苏中友好协会的邀请,由省、市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和理事组成了恢复交流后的第一个地方中苏友协访问团,用11天时间访问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共和国的基辅市。我有幸作为这个团的5名成员之一,参加了这件盛事。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述评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是抗战时期设在桂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文章在分析桂林分会成立、发展的基础上,厘清了协会的活动开展及与其他文化团体的密切关系。协会的成立加强了与苏联文化界的联系,激发了国内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近现代桂林中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中国初期中苏友好群众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了调动群众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热情和积极性,更好地争取对中苏友好的支持,在群众当中广泛开展了中苏友好群众运动,两国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进行了学习交流活动。这一运动从建国伊始发端,1953年至1955年形成了热潮,1956年以后有所降温,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及其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外交上的“一边倒”,有必要以条约的形式,确立其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再则,在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斯大林也承认过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的,并许诺要交回一些在华权益。所以,尽管建国事宜千头万绪,毛泽东还是决定先访问苏联,尽快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于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对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谈判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其中主要有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问题;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1950年中苏缔结新约内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代替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自此,所有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废除了。     

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陈伯华回忆录（十三）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从北京到莫斯科,坐火车要横穿浩渺的西伯利亚。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

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 ,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这次谈判 ,并充分肯定这一条约。但随着斯大林去世 ,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尖锐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 ,以及有关成立 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 ,并且对斯大林的态度表示不满。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改变 ,不能不影响其民族情感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相应变化 ,加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影响 ,是促成中共领导人对谈判部分结果重新审视 ,渐至发生疑义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年,在美苏两国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并基于东北、新疆、中共问题的考量,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古自决独立。国民政府虽宣告外蒙古独立,但始终未能勘测中蒙边界,使中蒙关系紧张。1947年"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转为否定外蒙古独立,并采取反苏政策,争取美国支持,却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困局。而美苏冷战与台海两岸的对立,也连带影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使其难以进入联合国,成为冷战格局下外交争端的筹码。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关心地问毛泽东,“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当时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意味着对西方关上了大门,这样的决策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同盟国。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件事,举举酒杯,对斯大林笑笑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么,今天不谈,再说。”     

总理一句话，我受益一生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工作。那时每年都要接待数起苏联友好代表团。这期间我有幸几次为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一个8岁孩子的反动标语事件

我小时候在武汉市的解放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原来叫友好宫小学,因靠近武汉市中苏友好宫而得名。中苏友好宫是由苏联专家设计,1950年建成的,和苏联断交后,中苏友好宫改名为武汉展览馆,学校也更名为解放小学。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