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城邦发生的重大事件——赫尔墨斯神像案。在案件真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修氏将案件和由此案牵扯出的亚西比德渎神案置于雅典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考察,表述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认识反映出从特殊(案件具体内容)到一般(案件性质的判断),又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修氏对此两案的记载,表明史料能成为史家的证据,史实能被认识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是修氏史学理论的最深刻之处。     

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

浙江德清县乾元镇小马山窑址以烧制青釉瓷器为主,也生产少量黑釉瓷器,是德清窑的重要窑址之一。本文为自20世纪50年代德清窑概念提出以来的首篇较为科学的调查清理简报。     

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

历史学的编纂写作必须依赖于某种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或中介 ,诸如语言、图示、影像和文字等 ,其中最基本的形式便是由文字、词汇、语法、文法等构成的文本。西方古典史学的兴起正是凭借文本的革命而确立的 ,即由诗歌或韵文向散文的文体转变。在此过程中 ,作为散文体基本文法之一的修辞学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中修昔底德的历史堪称修辞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Aletheia与古希腊史学的求真传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为中心的讨论

古希腊文aletheia(α’λη'θεια)一词的词义为真实。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aletheia意为史事经过史家真假判断而达到的真实。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受到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往往让听众来判断史事的真假。修昔底德著作中的aletheia,已经摆脱了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表述了史家对真假判断的自主性。修昔底德还意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如演说词的建构),史家难以再现历史的真实。波利比乌斯则进一步意识到,历史研究可能并存着历史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他认为只有普世的历史(即重视世界各地联系与整体性的历史),才能揭示人类历史的真相。以上三位史家所用的aletheia一词及其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求真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辞及其真实性问题研究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并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本文对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既不是修昔底德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简单誊录,也不是修昔底德根据修辞学"适宜性"原则自由虚构的产物,而是他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理性建构,意在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因而,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既反映了当时希腊思想界和各演说者的"思想之真",更体现了修昔底德个人的"思想之真"。修昔底德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深刻反映了其史家自主性,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修昔底德与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1790——1830)

本文研究的是修昔底德在现代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时期(1790—1830)的接受情况。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知识界修昔底德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是客观、理性、批判史学的楷模。学者在史学风格讨论之外,也在解读修昔底德作品的过程中倾注了他们对于本民族历史与民族认同的思考。然而所有这些希腊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模式都带有鲜明的西欧印记,这反映了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包括对修昔底德的再阅读,是舶来的文化思潮,是西欧文化殖民的结果。     

试论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

修昔底德继承发展了古希腊史家的批判精神,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并致力探求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说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素(欲望、好斗性、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因此,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一方面详尽地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事件;另一方面又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分析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为了深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他充分发挥史家自主性,在叙史中对具体史实和演说辞进行建构,其历史书写体现出选择性和典型化叙事特点。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古希腊人历史思维的巨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何元国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李维史学研究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

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盛期史家笔下,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政治立场可疑的西西里构成了希腊世界边缘的一处蛮荒边疆。狄奥多鲁斯的史著则为我们保留了希腊文明西部边疆西西里作为希腊世界的军事屏障、文化艺术的活跃舞台和道德卓越的世外桃源的正面形象。西西里边疆的正面形象并非仅仅来自于提迈乌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的杜撰。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与品达、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希腊本土作家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构建活动。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在古典盛期的急剧衰落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知识精英政治立场与蛮族观念的深刻变迁。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修昔底德的“正义”观

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在叙史中,表述了对正义等伦理道德在历史中作用的认识。修氏认为,是人性中的各种欲望（贪欲、权力欲等）,即“恶”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路,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     

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苏联资深外交家、汉学家顾达寿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工作了12年,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化。     

人权与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人权史研究已从一个边缘问题成为国际史和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前沿。人权问题的国际性讨论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人权问题讨论陷入"死角区"。但是,人权问题在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演变为美国外交中的热门话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成为侵犯人权的主要国家。本文将英文世界主要学者和他们的代表作及其观点等做一个客观而系统的梳理,从而将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这一新的学术前沿介绍给中文世界的读者们。     

围绕“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三元论体系基础上的日本民俗理论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俗学面临着研究对象消失的危机和如何应对变化进行学科自身调整的迷惑。柳田国男离世后,人们对柳田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开始进行反思和重新解读。对于柳田确立的＂日常态-非日常态＂的分析概念,波平惠美子于1972年首先提出了第三元素的＂污秽.晦气＂（KEGARE）概念,之后引发了和樱井德太郎之间的＂波平.樱井之争＂。论文将围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出现的这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对该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俗学史上的定位和意义所在。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上视为人科学的中国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趋势愈益强化。这实际上是整个知识界或学术界追求“科学化”的反应。在这一趋势下,人和社会科学研究对科学叙事的诉求也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