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催生《中国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同撰写的划时代经典文献,1920年经陈望道翻译,8月由又新印刷所印刷,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它的问世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积极运作的成果。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李达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正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今永州零陵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1919年7月,时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萌发了建党思想。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相约建党。4月初,俄共(布)派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的身份率代表团来华。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又介绍他们于这月下旬去上海见陈独秀,与陈商量建党问题。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讨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成立,不能等同于1920年8月“共产党创立说”成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创立,其意义和地位不宜夸大;1921年7月中共“一大”其意义和地位不容矮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周佛海

周佛海可耻地当了大汉奸,其思想根源是否仅仅是其极强的领袖欲呢?他倒是当了领袖了,汉奸们的大领袖!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善变,蝇营狗苟的政治野心家。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丧失人格和气     

1949年国共移交上海市政府经过

1949年5月27日晨,随着杨树浦守敌的投降,上海市区宣告解放,第二天,国民党最后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和中共上海市长陈毅,在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市政府的移交接管,中共执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上海不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吗?怎么还有国民党市政府移交给共产党这一说?然而这是     

关于中共旅法小组和旅欧支部

1921年7月以前,在上海、北京、湖北、山东等地,出现了一些共产党的小组。这些小组的存在,为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因此,人们通常称这些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但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中包不包括旅法小组?这个小组的情形怎样?它和以后的中共旅欧支部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中共旅欧支部的历史地位与特点?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十分关心并有所争议的。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1927年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

一、北伐军人福州前夕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 1926年6月,中共福州特委刚成立二个月,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组织也未建立。中共中央先后派陈昭札、陈兴钟、蔡珊等到福州,协助福州特委整顿组织,加强力量。之后,又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荷波来福州指导特委工作。10月的一个夜晚。中共福州特委在北门剑池后私立义务小学党的交通站,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内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与辛亥革命这一“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间的关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即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与政治基础。     

Between left and right: cooperation and the split between Yu Qiaqing and the CPC during the era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ertain businessmen; one of these was Yu Qiaqing of Shanghai, who played a ro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Armed Uprisings of Shanghai Workers. Because of this contact, Yu Qiaqing was regarded as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leftist bourgeoisie. He was also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collaborator with the provisional municipal government after these uprisings. However, his cooperation with the CPC did not jeopardize his alliance with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en Chiang Kai-shek, an old friend of his, arrived in Shanghai, Yu soon turned himself into one of Chiang's financial advisors. Although it is hard to argue that Yu Qiaqing's behavior was representative of most businessmen's party preferences, it does demonstrate that some businessmen had a profiteering attitude in politics and were open to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exus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context and situation, the CPC was also able to flexibly apply its “class analysis” theory during that time to justify the policy of cooperating with people like Yu Qiaqing. However, the failur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bourgeoisie by 1927 became an excuse for opposing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to criticize this policy, and even affected the CPC's subsequent policy line afterwards.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解析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选择与放弃

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不仅对新中国的成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的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选择和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观进行调整的结果,正确认识这一历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

中外银钱业联合会是1920年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共同组建的一个金融合作组织。中外银钱业的三个同业公会为筹建该联合会进行了长期交涉。该联合会虽在组织制度上使外国银行得益较多,但它的成立也为本国银行拓展外汇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考察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过程,可为揭示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在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直接例证。     

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起,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先后在皖南建立了80个企事业单位,从此开始了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长达24年的关系。在此期间,安徽对上海的支援主要表现在土地、劳动力、建材和治安保卫等方面。上海小三线在发挥巩固国防作用的同时,对皖南地方的基础设施、工农业、文化教育以及现代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同时,上海小三线人员与皖南民众之间存在着利益纠纷与矛盾,也有文化上的碰撞与冲突,但理解、接纳与融合仍是两地关系发展的主流。简言之,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各级政府、民众建立了良性的支援与协作关系。     

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

陈毅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共和国诞生之初。陈毅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     

践行革命:华北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阶级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论1950年代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向工农开门"方针,主要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55年后,这一方针一度改变为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对于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公平、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消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与2O世纪的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化(主动)的正式启动;五四前后在经济(民族资本的发展)、思想(新文化运动)、政治(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共成立、国共合作)等方面的成就,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迅猛发展。在新的21世纪,中华民族将以更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