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

专款,作为京、协饷制度的补充,在晚清财政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成洋税为晚清财政专款之一,先后被作为偿赔专款、解部专款和海防专款。除作为偿赔专款因关系“国家大信”落实较好外,其他无论作为解部专款,还是海防经费,四成洋税都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解款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或征不及数,或奏归别用,最终出现“专款不专”的结果。四成洋税专款名实不符,反映了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大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多因素的制约,凸显国家职能调整和理财重心转移相互作用下财政制度运行的不稳定性。     

孔祥熙如此解决货币问题

孔祥熙在重庆时期,以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又兼代行政院长,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和财政大权。他虽然官高权大,却连一般财政方面的常识也没有。记得1940年12月30日,他在范庄召开一次训话会,被召人员是成绩“优异”的荐任以上的职员。     

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制度的建立和崩溃（一）

中国货币历史悠久,但在1933年废两改元前,中国是没有货币本位制度的国家。货币本位制度和货币制度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序言》中说：“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不过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是没有货币本位制度可言的。因他没有使用“货币本位制度”这个概念,所以既说中国古代没有货币制度,又说“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都可以说是一种(货币)制度”。他的话实际上表明：中国古代有货币制度,但不是货币本位制度。     

简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一书,恰为这块史学园地又抹上一笔重彩。通览全书,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架构合理,不落俗套。作者认为,“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政治军事的强弱,还有赖于财力的多寡”。由于战时财政具有“收入要迅速集中”、“收入要数额巨大”、“收入要安全可靠”等特点,因此,作者先概述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然后分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的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的政策”、“整顿旧税,维持国有收入”、“创办新税,另辟战时税源”,以及“专买政策”、“发行公愤与举借外债的政策”等篇章,逐步展现了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由平时过渡到战时的调整过程。与此同时,国家收入的急剧变化,又要借健全稳妥的金融政策和金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民初国税厅简论

在民国初年,中国出现财政厅以前,北洋政府财政部曾于各省设置国税厅。过去少有人对它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设置国税厅的原委及国税厅官制流产的原因略陈管见,姑作补遗。一民元南北和谈结束后,熊希龄出任第一任财政总长。其时,财政危急十分严重。“中央毫无涓滴收入”,而“各处军需告急之文电一日数至,库空如洗,束手无策。”为了解决当时窘迫的财政现状,熊希龄遂提出整理财政之方除了减兵节政以节支出及增税筹债以增收入外,还必须“划分税目,以别国家地方之权限”,庶财权明晰,中央与地方各有所入。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媒体视点

中国式财政《南风窗》2010第2期 年底突击花钱已成为中国财政制度的一道亮丽风景,即使是财政部门将“财政压力太大”从年头到年尾挂在嘴边,也依然无法摆脱这一“惯例”。中国的财政预算模式仍有望竞争世界上最昂贵的一款。     

日本学者谈中国财政史的发展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０日,日本佛教大学宫泽知之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了题为“中国专制国家财政的发展”的演讲,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宫泽在此次演讲中首先论述了他研究财政史的角度,以及传统财政观的内容即“财用”和“量入出为”的含义,然后以唐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