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出版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伸张正义,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中、美、苏、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人,庭审记录长达4.9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近20万听众,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详细审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当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法则构建与史事论析--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完毕,标志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和A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定论。2018年11月12日,为纪念这一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了“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朝日...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鼓吹与粉饰: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部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日本的主流媒体,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鼓噪日本国民去爱国,到战中狂热煽动去力战,再到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指责.不仅如此,媒体还连篇累牍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日本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媒体也只是单方面的受害者.     

汉娜的审判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对纳粹女看守的审判中,意外地将所有历经战争的人推到了"审判席"上,他们统统负有罪责。不仅如此,小说更描写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因爱而卷入父辈纳粹历史的故事。米夏代表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女主人公汉娜则是上一辈的代言人。为减轻罪责感,米夏用一种"不作为"的"罪行"来惩罚汉娜纳粹的罪行,米夏不惜掩盖真相使纳粹犯受到惩罚的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汉娜的审判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对纳粹女看守的审判中,意外地将所有历经战争的人推到了＂审判席＂上,他们统统负有罪责。不仅如此,小说更描写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因爱而卷入父辈纳粹历史的故事。米夏代表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女主人公汉娜则是上一辈的代言人。为减轻罪责感,米夏用一种＂不作为＂的＂罪行＂来惩罚汉娜纳粹的罪行,米夏不惜掩盖真相使纳粹犯受到惩罚的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日本究竟为何不服东京审判

天皇未被究责、官僚及财阀的责任未被追究、美国滥用法律、东条英机等人被当成代罪羔羊、原爆的责任未被追究等等,这是东京审判确实存在的问题。之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归根结底,是由于审判多方面受制于胜利者的各种政治目的。无疑,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在“黑吃黑”的大国博弈逻辑中大打折扣。日本朝野批判东京审判缺乏正义性,指责西方强权的违法与伪善,确有其合理性。     

战犯审判、历史认识、民族和解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9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世界史)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12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对本国侵略历史的态度、东亚与欧洲和解进程的差异及其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汲取战后欧洲国家反思与和解的积极经验,推动日本的历史反思与东亚的和解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期的圆桌会议栏目选择了四位与会学者的发言在这里刊登。宋志勇的文章从整体上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反思的不同态度做了勾画;鲍尔康泊和依田3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其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程度;李薇的文章则从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宽阔视野、日本近代的思想文化和当前国际政治较量的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所犯罪行的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专题的讨论与研究,有...     

实验与实战：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大力发展细菌武器,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武器”。在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中日军首次在阵地战中实施了细菌战。本文通过综合分析战后日本细菌战犯的口供及战后相关档案资料,探讨七三一部队参加诺门罕战争并实施细菌武器的历史事实的同时论述诺门罕战争对七三一部队扩展细菌武器研究、防疫给水战场应用的借鉴意义。     

解析“东京审判史观”及其实质

“东京审判史观”是日本部分政治家和右翼势力虚构和炮制的历史观。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诋毁和批判东京审判成为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战争罪行、官方参拜靖国神社等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借以篡改侵略战争的历史,为战争罪犯翻案,进而消除日本国民的负罪意识,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和“自豪”,以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居前列。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没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煤炭掠夺就分成六大集团,外加满铁控制的集团。日本不断加强掠夺,竭力增加对日供应。从1943年起因海运受阻,在人造石油、铝和生铁等方面推行“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大肆修建小高炉和收掠“土铁”,但战时经济已走向全面崩溃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

1989年1月7日,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裕仁天皇去世。围绕着战前天皇的功过是非,在日本爆发了一场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论争,并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时没有起诉、审判裕仁天皇,所以,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拟通过事实论证裕仁天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作为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幸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战争犯罪分子的全部过程。     

中国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基于国际法准则,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这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的必要措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创立了人民司法制度,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制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给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使日本战犯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本将主要分析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和处理情况。     

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为宣扬为天皇献身的精神而建立的,它利用了日本神道教的国教的地位,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阵亡的日本军人作为国家的“英灵”,使靖国神社成为战前日本的“国家宗祠”。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靖国神社更成为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战后,靖国神社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神社的地位,但仍是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政治家的重要政治阵地。他们竭力争取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的显赫地位以及鼓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实际是为了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否定战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正义审判,同时也是要用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使日本人民持久地受到桎梏。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从思想与战争认识的深度思考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公民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法律界进步团体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联合会协办的“日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公民研讨会”于1999年12月10日至12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美国、日本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争端的源起

中日钓鱼岛争端,源于甲午战争日本“窃岛”,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导致的直接结果。日本侵占钓鱼岛蓄谋已久,从甲午战前非法的秘密调查,到甲午战时的秘密“窃取”,再到甲午战后的所谓“更名”,其侵略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东京国际集会综述

日本“实现战后补偿市民基金会”,于5月20、21日在东京主持举办了“‘战后60年’,与受害共同清算日本的过去国际会议”。与会为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荷兰、美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人,其中包括战争受害、学、律师、议员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