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浅析春秋战国时期官僚阶层兴起的原因

官学的衰落导致了学术下移和私学的兴起,从而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士阶层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富国强兵和防范亲贵、任用布衣的社会潮流又为士人进入政治领域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开始兴起。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君子制义与两汉士人的政治际遇

秦汉之际强调"义"的公共性,认为对其理论阐释、规则制定应由深知人之为人、人之能群的君子来完成。《淮南子》提出的"君子制义",强化了士阶层对政治行为和社会事务进行评骘的话语权。以此为理论基点,两汉朝野不断强化"行义"者的示范性,将之作为理想人格进行褒扬。东汉朝野冲突,正是士人坚守行义传统,以守义的精神对抗皇室意志,形成了朝野之间的意见冲突。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安南后黎朝北使使臣的人员构成与社会地位

安南后黎朝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较密切的宗藩关系。黎朝向中国明清派出了大批使臣,这些使臣一般以汉学修养深厚、科举中格的士人充任,他们承担并完成出使中国的各种使命,为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使成为黎朝士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北使使臣在黎朝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论罗唐战争的性质及其双方的交往

本文利用中韩现存史料以及新发现的金石墓志资料,探讨了罗唐战争期间(669—676)、战后双方的交往,交往的性质,中韩学界对其的评议等问题。认为战争的终结是在新罗积极抵抗,唐朝军事目标转移及罗唐双方通过交涉前提下达成的一种妥协,应该说双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胜者或败者,但双方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of the wage-labour class: problems with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Social capital, understood as norms of reciproci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s supposed to provide a bottom-up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orld-wide. The World Bank says that social capital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the capital of the poor.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much of the literature is too sanguine of the benefits of social capital for the poor. It is, of course, important to look at 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capital can help the poor. But how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or people can also affect their social capital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examine, and this has often been neglected by many scholars who have been busy to prove that social capital is a new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n two rural areas in Orissa, eastern India,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poor people of the daily wage labour class benefit from their social capital. It then goes on to unpack the mechanisms in which the economic-politi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oor people live and the spatiality of these conditions affect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By seeking to unpack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the paper aims at problematizing the overly optimistic claims about social capital. It shows that it is untenable to posit social capital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poverty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because the economic-political conditions of poor people have an enormous constraining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itself and its supposed material benefits for the poor.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概念、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借助国外研究成果,审视当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参考。中国学者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也要认清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