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世纪

我这一辈子我从出生活到今年85岁了,从参加革命奋斗到现在已整整70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被捕3次,坐牢5年多,心甘情愿。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我挨整3次,前后共约24年,无怨无悔。我从小体弱多病,一生得了3次大病：肺结核、心肌梗死和脑血栓,曾濒于垂危,到现在还活着。3×3=9,我把它算作9次大难。小难呢？在国民党的审讯中、在拘留所里、在监狱内,受过多少次野蛮的辱骂和残酷的鞭笞酷刑,无法计算。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多少次非人的对待和无端的侮辱,忍受过多少次冤屈,数也数不清。我是哭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仿佛就是准…     

读者来信

正读了2016年第7期的《开卷有悟》之后,我认为应然同志可能身居张家界的山下,对天门山、第岩河……都了如指掌。有一次,我上山砍柴,体会到了山水风光尽在目的感受。第二次登山,则是率领青年男女,从山脚一步步向上爬,沿山尽情欣赏,在不知不觉中,已登上峰顶。与上次砍柴上山的感受差异很大。再到后来,第三次是坐缆车上山的,轻轻松松就     

用声音留住老南京

在民间文艺百花丛中有一朵小花,四季长开不败。它就是被人们称为无伴奏的城市山歌——吆喝声。吆喝声伴随着我从童年步入到老年,几十年来,很多往事都已淡忘了,唯有这吆喝声还在我耳边声声回响,让我一次次沉浸在身边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中。     

白河镇印象——“双联”手记

正我所"双联"的对象是甘肃礼县白河镇铨水村。两年来,我已先后10多次到这个村子开展"双联"工作,但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未能停下脚步将自己的"对象"细细打量一番,心里委实有点遗憾。2014年,又一次到"双联"点来,适值暑期,时间宽裕不说,又领受了开展调研的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到了揭开她的面纱的时候了。     

当代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     

武汉民俗杂谈

我是一个外乡人,1960年来到武汉工作.30多年饮食起居,虽已入乡随俗,但回想起来,还是备受“夹磨”,颇多感慨.1961年夏天,我第一次领略了武汉火炉城的滋味.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家家户户晚上都到户外睡觉了.头几年我住单身宿舍,     

拉萨的街市,雪域的天工

正从2002年开始,我一趟又一趟往西藏跑,到现在,我已进藏20次,其中最短的一次呆了12天,最长的一次1年零4个月。大概到了第5次,我决定放下令人艳羡的纪录片编导工作,离开物质生活优厚的北京,去拉萨定居一段日子。那段日子,我走遍西藏,寻访技艺高超的民间工艺人和寺庙精通工巧明的僧人;我尝试着画唐卡、绘壁画、做面具、打擦擦;我在拉萨市中心租下房子,不出远门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八廓街转一圈,去我熟悉的那几家商铺聊天、喝甜茶,看看是否又有了新     

陈炉,东方古瓷世镇活化石

从1961年第一次去陈炉,至今共去过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少则不下50余。但只要有时间,还是想去。在我心中,陈炉太神奇了!我喜欢民俗摄影,可谓缘份,每到一次陈炉就有一次新感受。陈炉真成了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     

抗战前夕

1936年,我回到湖北前往武穴,一是因为钟祥南区仍然是反革命统治不能回去;二是到武穴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这时他已由武汉来到武穴省民众教育馆当馆员,找一点社会职业,以便隐蔽,更重要的是继续寻找党组织。到武穴后,哥哥谢敬止费力给我找了一个民众教育馆任图书管理员的差事。到武穴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标志着由土地革命走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统一进行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在这时候,一些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都在寻找党组织,并自觉做革命工作,我在这过程中做了一些事情：l、借馆宣传。就是以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革命宣传…     

陈炉,东方古瓷巨镇活化石

从1961年第一次去陈炉,至今共去过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少则不下50余。但只要有时间,还是想去。在我心中,陈炉太神奇了!我喜欢民俗摄影,可谓缘份,每到一次陈炉就有一次新感受。陈炉真成了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     

保健医生忆聂帅

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我亲眼见到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     

东湖风景区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我自1971年9月到东湖风景区工作,转眼已50多年过去,从基层工人到管理局机关干部,耳闻目睹了东湖的巨大变化. 从1949年武汉解放伊始,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东湖风景区建设,仅制订和修编东湖总体规划就多达7次.我有幸参加过第5次和第6次修编会议,至今还保存着《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93年版).     

我看到的台北

2005年正月初一至十九(2月9～27日),我到台北探望年已93岁与92岁的父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第一次和父母哥姐弟妹一起过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出于职业的习惯,我张大眼睛看台北的城市建设和交通,看台北的环境保护,写下我视觉所及的台北。     

我六换住房的经历

我出生在1960年代,到2020年,已年过半百.几十年来,我从农村到县城,经历了六次换住房. 我出生在瓮安县城郊区后头坡脚的小椿弯,离县城大约四五公里.原来隶属银盏公社,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后属银盏镇,到了2020年,划为雍阳办事处文峰社区所辖. 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就住在土墙房子里,一排5间,每间8尺x 12尺,卐...     

聂荣臻元帅与“两弹一星”

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亲眼见到这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在参加演习部队被接见人员的行列当中,聂帅与其他中央领导与我们合影。现在,这张2米长的千人大照依然悬挂在我的书房墙上。还有一次是1982年9月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我作为小平同志的随员到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亲眼见到聂帅。     

平遥不舒适的后遗产生活

第一次到平遥是在2001年9月,我去参加首届平遥国际摄影节。夜晚进入平遥,城内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无一星半点灯光,借着车灯的弱光,我初步见识了这个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数年、但仍难显示出旅游名城风范的著名古城。5年过后,2006年9月,连续参加了六次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自第二届起更名)的我,站在平遥西大街的某个由普通院落改造成的民俗客栈中,看到昨日畅饮留下的残羹剩饭还摆放在当院,虽有些煞风景,却让我生出几多思考:“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封号给平遥带来了什么?平遥城又过着怎样的后遗产生活?     

忆1982年的政协章程修改工作

<正>人民政协从1949年成立至今66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团结各方面人士,在建设和推进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是1980年9月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闭幕以后参加修改政协章程工作的。1978年,全国政协刚刚恢复工作时曾修订过一次章程,但那次修改的章程并没有摆脱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它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因此,全国政协     

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前前后后

我于1969年12月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在我到那里之前3个月,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使自1949年以来执政了20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第一次成为     

我的职业生涯在武商

我,是一名有着25年工龄的老武商人。近20年的财务专业工作,使我与武商集团有着深厚的感情。武商的发展带来了我职业生涯的三次重大转折。我在武商的工作中．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追求,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