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20日至23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张家港召开,与会的数十家学术机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近年来有关文明起源阶段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考古发现进行的文明进程新研究"、"多学科结合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运用"、"考古学、科技研究与文献历史学间的关系探讨"以及"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等五个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交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汇报了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及多学科交流所开创的文明起源研究新局面,有效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文明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多年的探讨,在这个研究领域虽然已经取得比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中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首先,在理论研究方法要具有系统化、本土化、体系化的特点;其次,要注重促进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学术考古工作的有效结合。再次,注重采用考古资料的全面性特点,依据地区、文化不同分类标准,区别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资料的搜集,传世或者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按照中国古代文明考古文化本质属性所表现出的发展特点,多角度描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经久盛衰。最后,引用并应用先进学者或者专家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与方法,增强与其他古国文明的对比分析,积极组织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与探讨学术心得。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可以划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的热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2000-2011年。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外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缺乏深度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目前已有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探源工程,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可是在宏观上做总结性的概括则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农业、仰韶与华夏文明的形成——严文明先生考古学思想寻绎

一、大米与小米严文明先生著述等身,其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是严先生1991~2000年间有关研究文章的结集,也是先生较近阶段关注课题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正如书的命题一样,我们可以将严文明先生的这本书浓缩成为两个大的论题:中国农业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的发生是人口增加、社会复杂化和中国文明及中国传统长期而稳定的农业社会形成的基础,因此两个题目既可以分开来处理,也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是当前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中的热门话题。其所以如此,一是考古学家和学术界对这样重要的学术问题一直很有兴趣,二是相关的新发现比较多,三是目前中国考古经过多年的基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

通过收集整理有关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文献资料,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总结了专家学者们从考古学、冶铸技术和中华文明起源等方面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以期引起中外考古学家、冶金史学家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

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走出孤芳自赏的老屋——读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及其相关学术研究,旨在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探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并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范式与研究视野,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本文拟就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其著略作评述。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导读语絮

近年来,随着全国考古的新发现,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出现并流行一种“多元”观点和“万国”学说,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明起源、形成及“明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即河洛地区为华夏明、中华民族化、汉化的发源地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却被忽略了。考古学化与古代明在学术概念上是否等同？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明的渊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先生在《河洛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化》一中,以鲜明的观点向读回答了这一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思考”笔谈——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最近一些年来,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提出了丰富的见解和思想。但是,距离这一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事实上,文明起源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其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尽快形成一套能够指导该领域研究的、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过程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为此,本刊特发起这样一场讨论,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与思考。笔谈文章不要求旁征博引,只要有一束思想的火花,都可以在此绽放,热忱欢迎学界友人不吝赐稿。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考古学为中心,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古新发现的数量与性质令人欣喜,相应的研究也开拓出不少新的领域。综观这段研究史可以发现,考古学家从研究社会的角度,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语言去描述考古学学科的材料,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的进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家则采用考古学材料去构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完善与修订相关概念,说明考古学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早期国家研究的核心与导引。     

金手铲:80年代考古学的寓言(下)

这篇寓言小说叙述了“我”的一次坐飞机旅行的不寻常的经历,以考古学家最常用的发掘工具－一把金色的手铲为线索,以文学性的语言刻画了上世纪80年代三个美国考古学家的生动形象。新生哲学家是一个理论家,自诩为“理论的创造者”,而将他人贬为“理论的消费者”。70年代为骄子以编辑他人的见解为生,擅长将他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观点。以上二位从不参加田野发掘,但是却位居要津,声名显赫。老前辈是个传统而又守旧的考古学家,常年奔波在野外考古工地,但由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而被迫提前退了休。他们争论的话题包括：考古学理论、基建考古学、课题考古学、考古学家的道德等等。小说发表后,由于其语言生动风趣,切中了考古学界的种种弊端,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堪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旷世奇文。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领域均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在理论方法上进一步系统化、本土化和体系化;二是要积极推进结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性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是要全面整合已有考古资料,按照地区和文化类型,分区分系地整理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依照考古文化自身体现出的发展轨迹,多方位展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实际历程。四是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加强已见成效的与其他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学者视角中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述评

建立在准确的发掘资料、可靠的分析技术方法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是考古学家的普遍追求。然而,在组织“宏大叙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可以列举出的专著就包括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

中国考古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其二,借助于文献史学的研究构建考古学的高层解释理论。这个特征形成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初,并发展至今天,形成鲜明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定位,,认清这一特征和传...     

张忠培先生的1958北大核心

1958年,适逢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张忠培先生与其他四位先生主持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1958—1959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华县队调查与发掘60周年。回顾张先生60年前在华县队所开创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方法和经验,总结华县队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历练,尤其表现在对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以及人这四维的综合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对时间的把握越来越不被重视的今天,具有一定的鞭策作用。更不用说张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整理、保存、出版所起的示范作用及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所发挥的现实意义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代领军人——尹达同志

尹达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1—1935年是他考古的奠基期,1936—1937是他考古丰收期,1938年—1949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酝酿期,1950—1983年是他对新中国史学、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1.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第一代开路先锋。2.是详细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分期问题上错误观点的第一人。3.倡导、指导以考古材料复原历史的正确研究方向。4.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的领军人。尹达身后形成的诸如文明起源等的理论诚然是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是尹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延伸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