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冀中南中小型汊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

本文通过对冀中南地区中小型汉墓的墓葬形制和典型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将之分为六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及东汉晚期,并概括各阶段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点。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陕西华县梓里村汉墓清理记

梓里村位于华县城西南杏林乡正西,距离陇海铁路华县站约二公里。 1980年10至12月,我们在梓里村考古发掘实习时,在梓里村Ⅱ区清理汉墓和古墓(M15)各一座;又在梓里村北至张家渠澜村间的断崖上,清理残汉墓三座。因M15没有任何随葬器物,墓葬填土中出土物很少,该墓葬的确切年代不能推定,故略去。现在,仅将四座汉墓简报于下: 四座汉墓中,除M4保存完好外,其余三座都被近代严重破坏,随葬器物仅残存了一部分。一、墓室形制结构、葬具和葬式     

宁夏固原杨家庄汉墓发掘简报

2009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固原杨家庄清理了12座汉墓,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墓葬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中晚期。本次发掘为研究固原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宝鸡郭家崖汉唐墓发掘简报

郭家崖两座汉墓是宝鸡周边地区经过抢救发掘获得资料较为完整的汉代砖室墓葬。M15随葬的摇钱树,是四川汉墓的典型器物,在秦岭以北比较罕见,对了解与研究宝鸡在古代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传播途径至关重要。与摇钱树共出五铢钱与剪轮五铢钱,可隶定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东汉。出土的随葬器物与宝鸡地区同期同规格的墓葬不同,主要是陶罐与陶盆,其它器种如东汉墓葬中常见的釉陶壶、陶钫、陶奁、陶仓、陶灶、陶盒、陶鼎以及家禽家猪一类动物陶俑不见出现,似乎又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唐墓属于小型墓葬,出土的开元通宝可以隶定这座墓葬时代在唐初。墓道、甬道、刀把形墓室三要素在唐墓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发掘简报

2013年淮安市博物馆发掘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共清理汉墓97座。墓葬形制多样,排列有序,共同位于一大型土墩之下,与淮安地区传统族葬墓有明显的区别。墓葬随葬器物丰富多样,器物组合时代特征明确。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及排列情况分析,墓葬时代在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墓葬之间在年代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是一处大型汉代土墩墓。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淮安乃至苏北地区汉代墓葬特别是汉代土墩墓类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材料。     

陕西蓝田孟家岩汉墓发掘简报

2010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抢救性发掘汉墓5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一批文物。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这批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长安地区特别是长安东南郊平民阶层的丧葬风俗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

2015~2016年,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座(M30~M33)和车马坑1座(K32)。墓葬与车马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除M33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M31、M32随葬器物较为丰富,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其中M32随葬有鼎、簋、壶等铜礼器。车马坑内放置两车四马,出土器物主要为铜车马器和兵器。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出土器物及车马坑与墓葬位置关系判断,M31、M32、K32为两周之际秦公嬴姓宗族墓葬及附葬车马坑。     

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993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下葬年代约在240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M3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安徽天长三角圩27号西汉墓发掘简报

2002年,在天长市东北的三角圩发现一座古代墓葬(M27),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M27为竖穴土坑墓,葬具一椁一棺。随葬器物多放置在棺与边箱中,主要有陶器、铜器、玛瑙器等。此墓属于三角圩西汉墓葬群中的一座,从墓葬结构和随葬器物看,M27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偏晚。     

西安市长安区夏殿村墓地M53发掘简报

2010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长安区夏殿村古代墓地发掘了M53,该墓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墓葬,形制为长方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等。器物组合可作为关中地区曹魏时期墓葬分期判断的参考。     

河南淅川全岗遗址宋墓发掘简报

2010年5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全岗遗址发掘了一座宋代砖室墓。墓葬保存较好,出土4件随葬器物均为白瓷器。根据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特征,推测其年代为北宋中晚期。     

河南淅川李沟墓地M13、M48发掘简报

2010年5月下旬至7月底,湖北文理学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仓房镇侯家村的李沟墓群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61座,其中TS90E14M13、TS44E32M48两座小墓出土陶、铜、铁器等随葬器物52件(枚),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是李沟墓群中较具代表性的墓葬。     

陕西咸阳渭城区民生工程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咸阳市渭城区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涉及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围沟1条、汉墓8座、唐墓1座,其中4座汉墓位于围沟内,中部偏南并排分布,均为坐东向西(M3~M6),可能为家族墓地。这批汉墓中共出土器物100余件,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器、石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推断,时代集中在王莽时期和东汉中期两段。这批墓葬的发掘,为关中地区汉墓,尤其是其中的东汉时期的家族墓葬、丧葬习俗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两座带有纪年材料的墓葬,有助于推进东汉墓葬分期与年代的进一步细化。     

辽宁大连市普湾新区铁匠炉汉墓发掘简报

2014年为配合金普高铁建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大连市考古研究所对普湾新区铁匠炉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7座墓葬,均为砖室墓,仅M1与M2保存较好,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推测年代应为王莽至东汉时期。     

西安北郊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201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大明宫中央广场发掘汉墓两座。墓葬未经盗扰,出土器物丰富,随葬品组合保存完好。综合墓葬地理位置、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两座墓分别为新莽时期和东汉中期汉长安城附近的低级官吏或一般居民墓葬。     

陕西凤翔路家村墓葬发掘简报

路家村墓地发掘8座墓葬,其中5座战国秦墓,1座汉墓及2座晚期墓葬,均属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较完整,随葬器物特征明显,为凤翔地区墓葬研究增加了资料。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小埠村汉晋墓发掘简报

2014年4月至5月,考古工作者对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保和镇小埠村高尔夫球场工地附近发现的古墓2座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座墓均为券顶砖室墓,均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分析,推测M1为东汉晚期墓葬,M2可能晚到晋代。这2座墓紧邻郴州通往临武的古道,为研究汉晋郴临古道提供了新的材料。     

河北丰宁早期墓葬综述

丰宁县境内的早期墓葬以土坑墓和石棺墓为主,从其葬制、葬具及随葬器物分析,应为山戎文化的遗存。本文就历次文物普查中抢救性发掘的早期墓葬资料,分别对皮匠沟、牛圈子梁、火焰驹梁、东沟道下、四、五道沟门等墓群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做了综合性整理与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