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在抗战后期彻底贪腐?

正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党独大,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但由于不具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实际上多     

抗战时期国民党兵役腐败的原因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兵役丑闻层出不穷,这不仅使饱受战乱痛苦的人民雪上加霜,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纪律的败坏和战斗力的下降,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经济的凋敝,进而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是错综复杂的,它既受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又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腐败息息相关。究其根由,我们可以认为,国民党兵役的腐败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和吏治腐败的缩影。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组织上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存在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数量上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组织危机。本文对危机的状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国民党在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使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采取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其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但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严重下降。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堪,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严重重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南京政府组织法变更浅议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法(包括其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和总统府的组织法),先后制定、修改13部、次。这种频繁的更改,表象是制度的变化与发展,不可否认,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越来越具体、周全。但最本质的因素和内幕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权力争夺的结局决定制度的面貌和组织法的内容。兹浅议如下,以求教于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沿革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个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建立之后通过种种手段实行国家权力的一党化和个人独裁化,逐步建立起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主体、以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核心、同军事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相结合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专制独裁体制。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1925—1949）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５—１９４９）杨慧清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２...     

殷鉴不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惩治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下,为“抗战”、“建国”及国民党的自身形象与统治地位,国民政府着力惩治腐败、整肃纲纪。但由于其官僚机构恶习成风,积重难返,惩治腐败的努力与举措不免付诸东流,且陷于“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这一特定历史,为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浅析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具体形式表现为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这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制度在地方运作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国民党组织的结构和特点出发,分析国民政府中央"一党专政"形式的形成和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形式的演变,最后揭示出党政关系演变的现实意义。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驻扎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国民政府有意让军队以经商来解决经济困难、军队内部军系复杂、军人拥有武力以及腐败盛行等原因,使国民党当局难以制止军队卷入走私大潮中.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最彻底的苏维埃革命。停止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佩用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帽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这毫无疑问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     

南京政府时期胡汉民的反腐败思想

作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以其政治家的眼光和清廉的德操,坚决反对国民党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即已滋长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他的关于廉洁政府、澄清吏治、守法养廉和司法公平的思想至今仍然颇有意义。     

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最后的绅士阶层

传统的士绅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传统的地方权力阶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调和与近代政权的冲突,短暂是和平共处是中国近代乡村权力更迭的黎明之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