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萃

“左派”“右派”概念的由来“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认为它们诞生于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右派运动初探

新右派也被称为“新右派联盟”或“极端保守主义右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社会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 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为主体,以“新生命,亲家庭,亲社会,亲美国”为基本政策,在对老右派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为美国政坛的一匹黑马。新右派不仅对六七十六代的美国社会作出了贡献,对此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化等诸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传统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其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史学界对于新右派的论几近空白,所留遗案颇多,针对这种现象,配方结合时代背景,力图较为全面地恢复新右派的历史面目。     

“反右”排队定性：我是“中左”

我没有当“右派”的“光荣历史”。但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尔滨师大）读书时,也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全过程,甚至险些被打进“右派”堆里去,差一点当了“右派”。     

“右派”省长沙文汉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忆“三同”张老——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     

朱偰：不应被遗忘的“两京”研究专家

朱偰先生是留学欧洲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却由于拳拳的爱国之心,迷上了北京、南京“两京”的宫苑城垣研究,硕果累累,泽惠后人。可惜的是,为保护古城面貌,他敢于出头反对拆毁古城垣,终被打成“右派”,更招致不公平待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动乱后,他的冤案自然得到昭雪,而他的事迹也应为世人广泛地宣传。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李之琏反党集团”案始末(上)

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要我改名，我不干！”

翻译家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看到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他的“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王造时“反苏”真相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连他的姓名权也被剥夺,王造时在死亡报告单上是“1416”。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先生彻底平反,其罪名才被彻底否定。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14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面对日寇侵华,热血沸腾,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发起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倡导参加了宋庆龄、…     

文坛巨匠——姚雪垠与《李自成》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奇才,老天爷总是故意与他为难,他一踏入大学殿堂,就被“扫地出门”,在“大鸣大放”中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但他“千磨万劫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在“牛棚”里,在被窝里,在风口浪尖上,坚持笔耕70载,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他不是别人,就是毕生与“闯王”为伍的巨匠——姚雪垠.     

荒唐岁月中的韩羽

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在5O年代画了很多讽刺、针砭时弊的漫画,并且他本人思想“落后”,说过许多不合时宜的话。但在“反右”运动中,竟然安然无恙,没有被划为“右派”;在更左更荒唐的文革中,他虽然“隍惶然如惊弓之鸟”,但最终却是“漏网之鱼”:好不令人奇怪,让人费解。     

“中华第一龙”出土揭秘

1971年在赤峰翁牛特旗境内出土的大型碧玉龙,系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物,将中华古文明史向前追溯了1500年,被史学界称为“中华第一龙”。翁牛特旗也因此被誉为“玉龙之乡”。这件无价之宝碧玉龙曾被当作“铁圈子”任小孩子拖拉着满街跑,而他的发现者后来想把玉龙献给政府,却屡屡被拒绝,直到1973年,宝物的谜底才被揭开……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为人作嫁永不悔——记编辑家胡学彦

1979年胡老师复职回来,我进出版社才一年。当时全省的出版社只有一两家,当年的文艺出版社还没有“落生”,她只是人民出版社“腹中”的一个编辑室。那一年,呼啦一下,许许多多被改正的“右派”先后落实政策,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下子也进来了好多个“右派”或是与右沾边的人,其中有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编辑家夏钦瀚、方福仁,散文作家费淑芬……其中磨难二十余年的胡学彦也归队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王造时“反苏“真相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钦定”为大右派,历经磨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折磨再次升级,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终被惨死于鬼魅之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被彻底平反,其“反苏”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出身于平民之家,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争,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     

令人落泪的呼唤

1958年春,跟随王震将军进军北大荒的队伍中,除了十万转业大军外,还有来自京津地区的六千名“右派”。其中有不少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如诗人艾青、作家丁玲、戏剧家吴祖光、画家丁聪、歌唱家张权等等。 一天下午,王震坐车来到云山畜牧场八间房“右派”居住的地方。一见面,他就热情地称呼大家:“同志们！”这些“右派”当时已无人称同志了,今天“同志”二字出自王震之口,有人不禁落下眼泪。真是“一声同     

诗人艾青在北大荒

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后,王震把他找到家里谈话,劝他到北大荒来。第二天又亲自到艾青家里,动员他和妻子高瑛带领子女一起前来。1958年4月,艾青来到北大荒后,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流过。艾青到示范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