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许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     

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

大饥荒对于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大饥荒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如大饥荒程度,大饥荒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大饥荒年代的社会状况,等等,拙著《墓碑》共28章,其中除了展示灾情的13章以外,其他15章都是专题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只是大饥荒的一个子题,     

大饥荒年代迫害上访者史料

<正>"大跃进"以后,635万人口的南阳专区非正常死亡和外逃人数多达100.9万(根据南阳地区志221页等各种地方文献资对测算出来的)。仅1960年全区就锐减69.8万人,为上年底总人口数638.7万人的10.92%。正由于此,1960年11     

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

近代“茅台酒”品牌的演进与各时期的市场变迁及政商网络密切相关。北洋时期,茅台酒受到贵州军政高层的青睐,并参加物产博览会获奖,成为贵州名产。抗战爆发后,公教人员的大量内迁与后方贸易的封锁,改变了名酒消费的格局。茅台酒借助经营者的交际网跻身大后方市场,并形成特定名号的独立品牌。战后,茅台酒经营者通过其商业网,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立代销体系,茅台酒获得更大的销售市场,进而成长为全国名酒。茅台酒的历史揭示出战争、市场及政商网络对商业品牌的形塑,也为近代经济活动中特定市场客体的演化逻辑提供了某种解释。     

饥荒年代的中国画家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1958-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被官方掩盖的河南大饥荒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后,触到存于心中50多年的隐痛,不得不一吐胸中块垒。     

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

摘要1,按照国家统计局1983和1989年公布的人口数据,从1964年人口普查年龄表数据,推断1958～1961年的出生人数比较接近实际,进而逐年比较自然增长数与总人口增长数之差数,分析差数产生原因和含义,在不更改总人口数和出生数的情况下,逐年修正1958～1962年各年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2,计算出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81.9+1700.2+847.6)=3029.7万人。1958～1961年四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92.1+481.9+1700.2+847.6)=3121.8万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举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讲座

2013年8月15日,应我社特别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彦仲作“中国人的大飞机梦”专题讲座,为大家讲述他所亲历的中国大飞机之路。     

农村大集体生产的评工计分

1950年10月,苏南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苏南农村工作团的指导下,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后,刚翻身的农民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营,由于贫下中农缺少农具、资金不足、劳力强弱不均等因素,生产遇到困难。当时,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于是从1953年开始,农户以邻居、亲戚组成临时性的伴工互助组,继而发展为常年互助组。1955年下半年,传达了毛泽东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回顾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有密切联系,整个过程经历了试点、推广、挫折三个阶段.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提高,为湖南省农业迅速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局限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框架内实行的,因此,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199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涂鸦空间的形成与嬗变——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涂鸦伴随后现代街头文化传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融合中西方的文化景观。涂鸦作为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载体的创作形式,兼具艺术内涵和反叛色彩的双重特性,因此也被视为城市管理的不稳定因素,使其空间的生产常充满了多元主体的冲突。本文运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方法,通过探究广州城市涂鸦空间的形成演变,透视当代中国城市后现代文化空间的生产及其意义。研究发现,广州城市涂鸦的空间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以老城区为中心逐步向外围地区扩展的特点。涂鸦手通过建构创作空间、利用资本力量、与政府博弈等手段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占据,并使涂鸦逐渐成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空间的范例。本文通过广州案例的研究,希望为今后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实践及空间正义的相关讨论提供参考借鉴。     

保护性利用影响下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文章以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地区已开展保护性利用的大遗址周边发展情况进行规律性总结,以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作为分析框架,以三次资本循环为逻辑主线,分析大遗址保护性利用与周边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空间生产理论由于其分析社会与空间的双向互馈优势,研究大遗址周边空间实现了精神性、物质性、社会性的统一;保护性利用影响了大遗址周边地区固有社会空间结构,直接动因在于空间资本化驱使下的物质调整;在空间功能演替与生产方式变革驱使下居民社会关系不断嬗变;文物保护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加剧了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结构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