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曾子礼学思想初探

曾子的礼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礼学思想中有独特重要的地位。他十分重视礼仪中人的内心道德修养的作用,强调以“礼”律己,进行内心道德反省。曾子精研各种礼仪,特别关注一些关键性的特殊礼仪,其着眼点在君臣大义与宗族亲情关系间找到一个融汇点,突出宗子的地位,加强宗族的作用。他将形式上的礼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情操,在礼学思想上具有积极意义。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十分频繁,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交聘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诸如:使节出使携带什么样式的“国书”;使节进入对方境内,接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到达对方京城或出使目的地,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对方皇帝以何种礼仪接受国书;使节回国,送伴使按何种礼仪送伴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使节的立、坐位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交聘礼仪的规定,代表一定的等级,因此,宋金双方都十分重视交聘礼仪,并围绕着交聘礼仪问题,展开一系列斗争。本文不想对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做全面探讨,只想就宋金交聘“国书”过程中的斗争,略加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

《大唐开元礼》是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本文讨论《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认为《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取代上古三《礼》的中古礼典,在制作上异曲同工,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开元礼》提出以“改撰”《礼记》为目标,更有着从疑注到改经的长期思想基础和深刻学术渊源。而《开元礼》撰作之前,礼仪使的设立和在此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为《开元礼》的创作进行了礼仪实践和理论准备。《开元礼》最后以“折衷”唐贞观、《显庆礼》,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实现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

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中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古代发展政治实体、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和平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交聘主体的对等性。《仪礼.聘礼》和周之《秩官》所载典型的交聘关系,其交聘主体是两个对等诸侯国及其国君。二是接待人员的对等性。如果聘国以卿、大夫、士组成使团,则主国亦设置与此级别一一相对应的接待官员组合以负责接待事宜。三是接待仪节的对等性。交聘礼仪中宾主双方在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均衡,贯穿于聘礼的全过程。对等性原则在周代产生并非偶然,一方面,周代分封制度所贯穿的等级秩序,为交往关系中等级性的敌体、对等关系提供了"法理"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礼"的辩证思维和"中"、"和"、"德"等理念与对称、平衡的文化意蕴则是聘礼中对等性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依据。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两晋郊祀礼试探

两晋郊祀礼是国家祭祀制度中的最高礼仪。这一礼仪包括南郊和北郊祭礼。南郊祭祀的主神为天;北郊祭祀的主神为地。在所祭的主神之外,还有配祭神和从祀神。两晋郊祀礼具有完整连续的仪节,但是,两晋郊祀礼不重视以乐舞相伴,因而,与传统的郊祀礼具有一些差别。并且,郊祀礼也不能按规定时间举行,所以也就冲淡它的影响。两晋郊祀礼对主祭者与助祭者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正是他们现实的政治地位在郊祀礼仪活动中的体现。由于对郊祀神祇信仰色彩的减弱,所以,也就很难影响两晋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     

《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

《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礼仪典籍,它的编纂成书是当时礼司编纂礼文故事以备检讨这一特点趋势的直接反映,同时其书的编纂又推动了宋代朝廷礼书编纂的进一步发展。《太常因革礼》开创了"因革礼"的礼书编纂体例,不仅影响到了北宋中期的礼书修纂,更被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所沿袭。     

论王闿运《礼记笺》的笺注特色及所见王氏礼学思想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经学家、湖湘礼学大师,《礼记笺》体现出了王氏鲜明的笺注特色与经世致用的礼学思想。王闿运宗郑而不盲从郑、驳孔而不废其说、有疑而不臆断、敢于提出新见并随时自证、重视经注版本文字的考订,这都是《礼记笺》笺注特色的体现。在《礼记笺》中,王闿运通过创造性诠释将其“礼以自治”的礼学思想融入古礼之中,并以时礼训解古礼、以实证去考求古礼,体现出了王氏礼学研治服务于现实礼治的主张。《礼记笺》是研究王闿运礼学及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

射礼是按照一定的规程所举行的弓矢竞技行事,通常认为属于周代的礼制。然据近出甲骨文金文材料确知,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早在晚商就已经流行,周代不过是继承而有所革替而已。晚商射礼,是商王暨各方贵族阶层成员参预的弓矢竞射札,通常习射于水泽原野处,泽畔建有与习射相关的建筑设施,又连天累日举行,以“(?)弓”、“迟弓”、“疾弓”三射作为竞技规则,注重用弓暨弓法,视射获猎物无废矢进行颁功贶赐,射后有享祭先祖之礼。周代射礼,实当源自殷礼。     

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的社会功能

宴饮活动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礼俗文化,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活动频繁,宴饮活动扩展了敦煌民众的人际交往,是民众欢娱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礼贯穿于宴饮活动始终,宴饮称谓、宴请帖、宴饮场合的规范、宴饮结束的答谢等皆体现着礼,主要包括主客礼让致敬之礼、长幼尊卑之礼,宴饮活动对礼的推行有助于教化社会。归义军节度使利用宴饮活动宣传施政理念、拉近与僚属及百姓的关系,宴饮是节度使维护政治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荀子的礼学思想与社会历史观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荀子提出“礼三本”学说,将礼的内容置于天人、父子、君臣这三对基本关系之上,为每个人在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找到了特定的位置以及相互联系的桥梁;他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界定,提出人性恶,为人以礼克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他对社会组成的深入认识,对人“群”、“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证为礼是有差别的和谐这一内涵奠定了存在基础,完成了儒家“克己复礼”的内在逻辑演化。儒家礼学思想由此成为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体系。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荀子在论述其礼学思想的过程中深入阐述了他关于人类文明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及机制的认识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