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叙拉古民主政治研究

公元前466-405年叙拉古建立了民主政治,此时期是叙拉古在西部希腊确立霸权地位的关键时期。民主政治能够确立,可以归结为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僭主的残暴统治引起民众的不满,是僭主政治被推翻、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的直接原因;国内下层民众势力强大是民主政治确立的根本原因;叙拉古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主政治能够确立并延续的国际因素。民主政治性质还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信仰危机与托马斯主义

托马斯主义的独特价值在于,每当天主教遭遇信仰危机时,教会当局就会隆重推出托马斯主义,在近现代,托马斯主义就经历了两次复兴。托马斯主义是一个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系,当信仰尚能涵盖理性的张力时,这个体系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信仰已被压缩到私人的范围,它已经很难涵盖理性提出的问题。因而,托马斯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     

罗马时代的信仰危机

异教时期的罗马国教具有公共性、反个人崇拜及相对宽容等特点。自从元首政治建立之后,随着东方思想的大量涌入,有关个人灵魂拯救的秘传崇拜开始打破公共崇拜对于信仰领域的垄断;皇帝崇拜日益冲击着城邦宗教中的共和与民主传统;与此同时,帝国政府对于异己思想表现得越来越不宽容。这种信仰危机随着3世纪社会总危机的爆发而日益加剧,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危机。基督教的崛起有效地缓解了公共崇拜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张力,彻底瓦解了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基础,并用一套全新的伦理原则重塑了社会的道德模式,因而最终结束了这场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信仰危机。     

中世纪天主教的信仰与危机:1000-1500年

在1000-1500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信仰事务上的多次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但信仰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从未达到真正的临界点。它们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化解的,并总是能够得到化解,天主教对中世纪整个西欧的掌控因而从未受到严重的威胁,直到宗教改革改变一切。     

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

本文认为 ,自希腊化时代以降 ,由于城邦民主制度的衰落和希腊化、罗马等君主国的兴起 ,批判雅典民主制度的思潮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等人笔下 ,还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或者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等人的思想中 ,雅典民主更多地以混乱、刻薄、无法制的暴民政治面貌出现。西方学者今天对它的肯定不过是民主政治再度符合了他们的需要。因此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现实的需要往往是第一位的。     

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

唐人喜神仙。唐代有作为的皇帝都信神仙,到处寻求丹药,以求长生不死;朝廷中的官和读书人也信仰神仙,特别虔诚,甚至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些宗室贵族、武将、宫人和平民百姓,也十分信仰神仙。有唐一代,神仙信仰广被社会,深入人心,成为鲜明的时代风尚。     

Participation and Rights in Athenian Democracy: A Habermasian Approa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ctual interac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immunities in ancient Athens, and argues that ancient democracy echoed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raditionally assumed the general dynamics and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ithout denying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that distinguish ancient democratic Athens from modern democracy, I analyze the Athenian situation in light of Habermas's theory of deliberation, and argue that civic and individual liberties in Athens were democracy-enabling because they undergirded the exercise of collective political power. In Athens, the considerable respect accorded to the rule of law (as distinct from majority rule), legitimated private autonomy and create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ade collective self-government possible. Thus, this article contradicts the dichotomous approach to liberty held by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ritics of Athens such as Isaiah Berlin and Benjamin Cons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