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高温釉上彩瓷的检测分析

为明确长沙窑彩瓷的工艺属性,作者在窑址发掘标本内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4件彩瓷片,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无机材料实验室就其成分与显微结构进行检测分析。人物花鸟类的精细彩绘瓷是长沙窑彩瓷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已有学者指出此类彩瓷采用了"类似于釉下彩的工艺",是"不典型的釉下彩",但其非典型性普遍被忽略了,以致此种彩瓷被视为长沙窑釉下彩的典型代表。检测表明:长沙窑的一件精细彩绘瓷标本采用了高温釉上彩工艺,其余的青釉诗文、白釉绿彩、青釉褐绿点彩三件为常见的彩瓷标本,经检测四件都属于高温釉上彩瓷。由此作者认为:高温釉上彩是长沙窑彩瓷的主流工艺,长沙窑是否存在釉下彩瓷以及釉下彩技术的真正起源等问题,都有必要在系统科技检测数据的支持下重新进行讨论。     

长沙窑铜红釉上彩的显微分析

长沙窑创烧于唐代,是隋唐时期外销瓷的大宗。已有研究认为,长沙窑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有两大突出贡献,其中之一便是最早在中国制瓷史上运用铜作呈色剂在高温中成功烧制出红釉和红彩等彩瓷。本文选取长沙窑铜红彩器作为研究对象,利用X荧光光谱分析、反射光谱、岩相分析和扫描电镜等手段对该样品釉彩部分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是一件乳浊釉上施红彩的釉上彩器,釉面的乳浊效果由大颗粒分相和析晶导致的米氏散射而造成。     

博山窑红绿彩瓷器赏析

淄博地区的彩绘艺术在我国近代陶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兴起于清代中晚期,以乡村艺术为显著特点,其中以博山窑最具代表性。而博山陶瓷的彩绘艺术以博山窑红绿彩为主要代表,且一诞生就遍地开花、大放异彩,成为北方地区陶瓷的特色瓷种,更是展现出了博山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匠人的智慧与勤劳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长沙窑彩瓷装饰剪影

<正>长沙窑址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的湘江东岸,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发展,晚唐时期达到鼎盛,五代逐渐衰落。长沙窑瓷器素以彩饰著称,据统计长沙窑施彩器物多达41%。^①从长沙窑彩瓷的装饰特征来讲,在釉色方面,目前发现最大宗的产品为青釉,此外还见有白釉、绿釉、黑釉、铜红釉等多种釉色;在技法方面,见有彩料彩釉绘画、模印贴花、印花、划花等各类工艺。丰富的釉色与多样的技法,塑造了长沙窑瓷器装饰富于变化、张力较强的艺术特点。     

长沙窑乳浊釉制瓷技术的科技研究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外销窑口,早期烧制青釉产品、后期发展到烧制青釉彩瓷和乳浊釉彩瓷,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阶段性总结的集大成者。而长沙窑广泛使用的乳浊釉,特别是乳浊白釉为其彩绘提供了重要的釉层,是长沙窑彩瓷能够大放光彩的基础之一。鉴于此,为研究长沙窑乳浊釉制瓷技术,以铜官窑遗址和黄泗浦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为研究对象,利用光学显微镜、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分光光度计等多种仪器,对长沙窑胎体和釉层进行了测试,着重探讨和揭示了长沙窑乳浊釉瓷的胎体原料、釉层乳浊机理、釉层原料以及兴起原因,为全面认识长沙窑乳浊釉瓷的制釉技术来源和科技内涵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唐代邛窑“铜红釉”瓷器的产生是邛窑前期高温“釉下彩”瓷器发展的必然;邛窑所在地区具有烧制“铜红釉”瓷器的原材料条件;邛窑先进的施釉技术和烧制工艺为“铜红釉”瓷器的烧制创造了工艺技术前提;从比较学上看,元代景德镇窑“釉里红”瓷器与邛窑“铜红釉”瓷器共性突出,体现了承继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申“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了铜红釉”的观点,并结合实物概括了邛窑“铜红釉”的特点。     

唐代长沙窑装饰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

唐代长沙窑的装饰分为胎装饰、釉装饰、彩装饰,胎装饰以模印贴花和动物玩具为先,釉装饰以铜红釉为重,彩装饰以釉下彩绘、书法题记为主。长沙窑通过装饰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产品兼具本土特色和域外文化特征,更具市场竞争力,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2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制造”。     

关于建立“长沙窑学”的思考

文章认为长沙窑文化内涵之丰富,涉及的研究领域之广泛是同时期其他瓷窑所没有的。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构建“长沙窑学”的条件、理由和意义,明确提出:对长沙窑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大大地突破了古陶瓷自身的领域,仅仅靠考古界、文博界、古陶瓷研究界的专业人士已远远不够,需要众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各方面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的研究足以形成和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名字就叫“长沙窑学”。     

浅谈长沙窑文房用具

长沙窑产生于8世纪,兴起于9世纪,长沙窑瓷器把中国陶瓷推入了彩瓷时代。古代长沙窑除了烧制执壶、盘等日常实用器皿外,还烧制了大量的文房用具,如镇纸、砚滴、笔洗、笔掭、水滴、水盂、水注、盒盖等。长沙窑文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与装饰独特,将文具的实用性与审美巧妙的结合起来。     

唐代长沙窑瓷器特征浅析

长沙窑是兴盛于中晚唐、衰落在五代的商业性瓷窑,其产品丰富、种类繁多,远销国内外。在当时,与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呈三足鼎立局面,从目前能见到的长沙窑器物来说,呈现多酒器、多文具、多茶具的特点。     

长沙楚墓年代学研究述评

从学术史的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出,长沙楚墓一直对楚墓、楚文化、楚国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就墓葬本身的研究而言,长沙楚墓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作为楚文化区小型楚墓断代的年代学标尺,而楚墓的年代研究是一切相关研究的基石。本文就学术界自五十年代以来对长沙楚墓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逐一分析,找到了导致湖南(长沙)楚墓年代认识错误的症结所在。笔者也将再以专文探讨长沙楚墓年代以及相关历史专题。     

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满意度系统模型。以抽样调查的方法取得了长沙市居民乡村旅游满意度的数据,通过均值分析比较乡村旅游各分满意度的高低,发现住宿满意度与餐饮满意度较高,而娱乐满意度与购物满意度较低;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各分满意度均与总体满意度高度正相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了各分满意度对总体满意的贡献,发现景点质量满意度对乡村旅游总体满意贡献最大,而交通满意度贡献最小;最后,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满意度在不同人口特征城市居民中的差异性。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乡村旅游满意度的建议,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距离选择的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本文通过抽样调查所获取基础数据,对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距离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环城游憩活动并不完全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而是存在出游理想距离。理想距离范围内是城市居民到访率最高的区域,形成环城游憩密集带。通过理想距离与游客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等交叉列联表分析,得出城市居民出游理想距离选择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城市居民环城游憩活动理想距离的形成机理,认为这是在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在三大作用力系统——推动力系统、阻碍力系统、交互力系统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均衡结果。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主再议

内容提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主究竟是第二代侯利还是利的兄弟,是近来马王堆汉墓研究中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本文从该墓的下葬时间、遣策内容和“利”封泥等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墓主下葬的年代是这场争论的最关键之所在。如果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利说”便很难令人信服,只能让位于“利兄弟说”。     

唐、五代长沙出土白瓷窑口探源

长沙地区出土唐、五代白瓷170余件。`本文根据上手的20件将其分成六大类,其中三类可定出窑口：定窑、安徽泾县晏公窑、繁昌骆冲窑,另三类则来自不明窑口。     

长沙马王堆女尸所穿裹衣衾探析

马王堆女尸所裹的第十八层服饰不是"冒",它同第八层服饰一样,同为""。第十九至二十层为袭时所穿服饰,第九至第十八层为小敛时所裹服饰,第一至第八层为大敛时所裹服饰。从出土资料来看,该墓主人死后还进行了设瞑目、设笄、设握、屦綦结跗等诸多礼仪活动。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代丧葬礼制,只是在继承周代礼制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变迁,礼制在汉初发生一些变异的具体体现,这和汉初实行的衣服车旗制度等"与民无禁"的政策相符合。     

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检核户籍和人口是我国古代一直实行的一项根本制度,但其检核程序如何,史载缺佚,此前的考古发掘亦未发现实物。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和有关竹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从两牍所记内容来看,当时孙吴政权检核户籍要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簿、破莂保据等四道程序。     

笔墨闲雅 状物入微 长沙市博物馆藏明朱士瑛扇面

<正>长沙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朱士瑛设色山水人物图扇面》。这件扇面是由易元九先生于1982年捐赠给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现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经市文物工作队移交长沙市博物馆保管部至今,为国家二级文物。易元九(1911-2000年),字家勋,号元九,湖南长沙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精通诗词书画、篆刻,同时也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曾多次把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国家,化私为公,充实了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书画收藏。朱士瑛(生卒年月不详),字文友,明末画家,传世作品少,有《西园雅集扇》现藏故宫博物院。《朱士瑛设色山水人物图折扇面》纵17、横51厘米,纸本设色,为写意兼工笔画。扇面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走马楼吴简发现至今的十二年里,历史、考古、文献、文物保护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积极探讨,共完成各类文章、论著三百余篇（部）。但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仍有继续总结的必要。本文着重论述了吴简研究中关涉全局的若干问题,总结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     

“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炎帝传说流衍途径考察

在炎帝传说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的说法。诸说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联系,但均有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早在先秦时期,炎帝传说在东、西方流传之时,亦有缘起于南方说流行。随着东汉后期三皇五帝系统整合工作的完成,以及魏晋时期以现实生活中的帝王为标准,对传说中古帝王的生平事迹、都城、陵墓所在等关键环节的再次整合,尽管依旧保留着相当浓郁的传说色彩,然而炎帝的人格化倾向却日益凸现,这是古代帝王传说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姜水、陈与长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炎帝传说流衍过程中三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各地不同的炎帝传说借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一个与黄帝并称的华夏民族始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