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考略

《十六国春秋》100卷,附录2卷,北魏崔鸿撰。书创于魏宣武帝至孝明帝年间,为我国首部记载多民族政权的大型私修史著。作者崔鸿晚年在其子子元协助下完成全书,死后子元将书奏上,受到朝野关注,“颇相传阅”,从此流传于世。 书为纪传体,各国为录,凡16录,载人物传记544篇。由于卷帙浩繁,又未经刊刻,历代皆以写本流行。经年既久,传写本与原书在卷数、文字上都有了差异。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原书所附《序例》、《年表》各1卷已不见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此书为“一百二十卷”,与《魏书》《隋书》记载皆大异。 《晋书》修成,其《载记》部分越来越多地被世人视为十六国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崔鸿《十六国春秋》遂渐被冷落,至南宋,完整著录已稀见,卷帙、版本情况益加不明。 明万历三十七年,一种首尾完整的百卷本《十六国春秋》刊行问世,成为明、清二代乃至今日流行最广的版本,书首仍题“北魏崔鸿撰”,实际为浙江嘉兴文人屠乔孙、项琳之等据旧本残卷修补而成。这     

《北史·崔浩传》校读札记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崔浩传》,发现其中误字、脱字数处,校勘及标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札记如下:1.“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第773页)按:这句话是崔浩担心北魏实情暴露而说的,惟恐百姓意气沮丧,从而失去对北魏统治的支持和摄服,故“阻”字应从《魏书·崔浩传》作“沮”.2.“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第733页)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索丞·雍门调·及其有关的问题

北魏刘昞《敦煌实录》中有关于著名弹筝高手索丞及其“雍门调”的记载。文如下: 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调”。这则文字,后又被《十六国春秋》、《渊鉴类函》、陈肠《乐书》、《太平御览》、《记纂渊海》等书反复抄引。《十六国春秋》、《渊鉴类函》本,一如上引文字《太平御览》、《记纂渊海》本中,“雍门调”又作“雍门周”。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之“雍门调”条,引《十六国春秋》本文字后加了如下的按语:     

《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

大凡钻研“五胡十六国”一段史事,或者说,大凡要料理中国四、五世纪历史的同志们,都不可避开地要以《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作为主要的史料书来对待。当然,在这两种基本史料书之外,也还有一些溢出的资料,例如《资冶通鉴》就又补入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两     

辑本竺法维《佛国记》序

梁慧皎《高僧传·道普传》末谓:“有竺法维释僧表,并经往佛国。’唐杜佑《通典天竺条》亦引《佛国记》,但其书《隋书·经籍志》不曾著录,则其亡佚已久。 竺法维的遊踪,据佚文所记,以中印度各地为多,如迦维国、罗阅祗国、摩竭提国、波罗奈国皆是。他所经之地,与支僧载约略相同,他的时代不易断定。如从佚文中进行推测,大月支国佛钵条可能提供一些线索。他说:"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壁玉供养。”又说:“佛牙、袈裟、顶相、舍利,悉在佛楼沙国。”这个记录和支僧载所记略有异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大月氏国与佛楼沙国并谈,很显然,在他巡礼印度佛迹之际,大小月氏已经同时存在。《魏书·西域传》有关于寄多罗的记载,说:“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尽役属之。”又云:“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国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徒后,     

关于北魏张渊《观象赋》保存情况的再补正

《文物》1990年第3期介绍敦煌文献《玄象诗》的文章中,谈及北魏张渊的《观象赋》,以为已佚而不存。稍后在第6期上有一则补正,指出张渊《观象赋》辑存于《十六国春秋·张渊传》中。读后仍感不足。按今传《十六国春秋》是明人据有关史料辑录而成,所录《张     

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河州沙州)

河州,治枹罕.前凉张骏分黄河以南诸郡置河州,以宁戎校尉兼河州刺史.据《晋书·张轨传》张骏以宁戎校尉张瓘为河州刺史,治所在枹罕.《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记载“(张)祚宗人河州刺史张瓘时镇枹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河州:“张骏二十一年,以州界辽远,分置河州,以《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州界,故日河州.”《旧唐书·地理志》:“枹罕,汉县,……张骏于县置河州.”前凉河州辖区全部在黄河以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慕容魔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

通过将《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与《晋书·黄泓传》、《晋书·慕容魔载记》、《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313）条相关史料对勘,作者认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中记载的“卢江黄泓”与《晋书·黄泓传》中的“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的“黄泓”应当是同一个人,在黄泓入燕之前的籍贯应为“魏郡斥丘”,属司州。此人归附慕容魔之后,是先为“谋主”,后为“参军事”。     

《简牍制度新探》引文校对

《文物》今年第3期刊出胡平生同志《简牍制度新探》一文,其中对古代简牍尺度规格的探讨,饶有见地。但所引古文献之文句多处脱衍讹误。仅据原书,校对如次。 1.第67页《仪礼·既夕礼》曰:“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遣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案:“书遣于方”当作“书赗于方”。 2.第68页《论衡·谢短篇》:“汉事专载于经,各为尺籍短书。”案:“专载于经”当作“未载于经”。 3.第68页《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说文》:“牍,书版也,长一尺。”案:“书版”当作“书板”。通行本《说文·     

《后汉书·光武帝纪》辨误二则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胡晓丁日本长崎县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宣布,位于该县壹峙孤岛时代的原让遗址,就是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记载的“一支国”（注：原书记载为“一大国”──笔者）的中心...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考

日本国名的由来,据我国史话所载,约有两说:一为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在《史记·舜纪》“东长鸟夷”下按云:“武后改倭国为日本”;一为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谓倭国于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从表面上看,两说互异,莫衷一是;实际上,两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新旧《唐书·东夷传》所提供的史料,足以补证《史记正义》按语未记年月的不足。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宁王朱权的行次

《明史》卷117《朱权传》载: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3591页)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明·郑汝壁《皇明帝后纪略》、《明实录》和清·查继佐《罪惟录》诸书亦作太祖“第十七子”。但是,明·焦竑《献征录》卷1却作: 宁献王讳权,高皇帝十六子也。明·朱谋讳《藩献记》和《朱氏八支宗谱》亦为太祖“第十六子”。历来二说并用,莫辨孰是孰非。     

汤球对两晋十六国史书的辑佚

汤球在两晋十六国史撰述的辑佚与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对诸家晋史进行辑佚与校勘 ,编撰《十六国春秋辑补》和《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汤球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辑佚大家 ,他收集了保存于各种类书、文史之注及其他书籍中两晋十六国史撰述方面的佚文 ,为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十六国史和整理唐修《晋书》 ,提供了宝贵资料。     

《后汉书》标点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在标点中仍存在一些失误,今试为指出一则,以供标点者参考。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P.557） 今按,标点者于“史书”下加书名号,盖以为此之“史书”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之书名也。殊不知汉人或称隶书书体为史书（关于此可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举“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     

史书地名标点勘误四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和《三国志》于地名标点因地理统辖关系不明而误断多处,现摭拾四则如下。1.《史记·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集解引韦昭曰:“句章,东海口外州也。”按:“句章”后不该断开。该句意指句章东海口外州为甬东,断开则误为东海口外州为句章。集解所引当出自《国语》注。《国语·吴语》:“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韦昭注:“甬句东,今句章东海口外洲也。”《左传》哀公二十二年作“甬东”,杜预注:“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2.《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献帝春秋》曰:“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     

邿国地望新探

邿国为春秋小国,见于《春秋左传》凡两处：《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左传·襄公十八年》：“乙酉,魏绎、栾盈以下军克邿。”关于邿国地望,历来有几种说祛。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宁邿堆。《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注》：“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对邿的地望的记载与杜预一致,后来史志也多遭此说。如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谓：“今济宁州南五十里有亢父城,又有邿城在州东南。”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阳县境。《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