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遗址聚落考古中的实践与收获——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区域系统调查是当前聚落考古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通过对地处成都平原西南山地高山古城遗址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为今后成都大遗址考古和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基础材料与实践范例。本文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和相关思考进行回顾,以期为相关大遗址研究提供启示。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顾与展望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当时成都平原追溯到的最早的史前文化。这些城址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显示此时成都平原已出现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考古新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本文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调查、发掘与综合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试论中国早期宫城的形成及初步发展

宫城是中国古代城址和中心聚落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然而宫城的出现并非与城址的出现同步,当史前城址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时才出现了宫城.偃师商城宫城曾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宫城的发现将宫城出现的时间一下提前了几百年①.但是二里头成熟的宫城形态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早于二里头文化阶段已有了宫城的雏形.近年蓬勃发展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和一些重大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宫城的形成问题提供了线索.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中国早期宫城的起源、形成及相关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

本期刊发的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认为聚落考古一般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二是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作者认为。能否用聚落考古的观念去思考和组织田野考古工作,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6年8月上旬,由《文物》月刊编辑部发起组织的“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绥中县召开。来自辽宁、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有关学者30余人以及《文物》月刊编辑部的部分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得到了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近年来,我国史前城址和聚落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引起中外学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宝墩文化"于4500～3700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8座古城址,采用的两面堆土的筑城技术,城址的形状大小,一大数小的群体布局等,都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古城址群的三大类型之一。宝墩古城址群时代略晚,筑城技术与设计更加规范,推测该文化可能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其动因或许与中国古史中"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关。处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主要来源于距今5000～4800年前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他们没有掌握建城技术,主要聚居于河流沿岸,与"宝墩文化"曾共存于成都平原南北两地,文化面貌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们各自有一个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在年代、地域、聚落形态、文化因素、来源去向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他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其主人或许分别是蜀史传说中的"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     

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

荆门后港城河城址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处平原向荆山余脉过渡的丘陵岗地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也是汉水流域荆门境内继马家垸城址后发现的第二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该城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长江中游早期古城址的内容,同时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这些早期城址之间的关系、探讨长江中游史前聚落考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河南史前城址的分类研究

河南地区史前城址脱胎于早期的环濠聚落。在史前人口不断滋生的情况下,由于婚姻和血缘纽带集中聚居,构成了规模更大的史前城址。史前晚期的社会分化导致城址的构成模式由"大同模式"向"小康模式"转变,进而形成了三代大型都邑聚落的"城郭体系"。     

成都平原古遗址的考古方法问题

成都平原是一个凹陷地盆上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很早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古代遗存也应该非常丰富。但是除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以外,主动的考古发现却很少。长期以来,在成都平原上寻找早期遗址,许多人曾经作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四川队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与成都市考古队有过多次调查,工作还是初见成效的。随后,成都市的范围内,发现多处史前城址,逐步打开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研究的局面。其中有几处都是我们曾经一起共同进行过调查所关注的。不过,至今主动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化遗址或商周时期遗址,仍然是比较少见的。这可能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文博报刊信息库

人文考古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 社会意义考察　　 钱耀鹏在龙山时代以前,防御设施包括史前城址的发生发展似乎主要体现着史前战争的加剧,而龙山时代城址形态的发展演变似乎更多地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以城垣设施为显著特征,在环壕聚落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史前遗址,可能也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即龙山时代以前的城堡阶段和龙山时代以来的城乡分化阶段,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摘自《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地层学…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晋中平原地区农村聚落扩展分析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章从规模、速度、形态和类型等方面分析了晋中平原地区农村聚落扩展的特点，并深入探讨了影响农村聚落扩展的因素，认为聚落扩展主要是人口增长和家庭规模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交通条件改善、农村地区工业化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指出了由于聚落扩展而带来的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and fuzzy logic system to analyse settlement preferences in lowland areas of the temperate zone: an example from the Polish Lowlands

The influence of relief, as well as other environmental features such as soils or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o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s commonly accepted.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preferences changed over time in different areas, so it is difficult to formulate general rules of human behaviour throughout history. In lowland areas of the temperate zone, which lack radical relief changes and have widespread access to water resources, specific settlement preference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se preferences are difficult to interpret.New methods develop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the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s as a result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processes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have been adapted for the middle part of the Great Poland Lowland. In this region, data from the Polish Archaeological Record Project database have been used.Models of the dependence between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settlement intensity form the basis for estimating changes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The degree of preference (or avoidance) is a nonparametric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bserved in the area relative to the number of sites expected from a completely random pattern.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for settlement are distance to plateau edges, distance to water bodies, and the wetness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ire investigated area is more or less suitable for settlement, but the most occupied terrains are the areas near plateau edges.     

土默特平原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1934—2019)

选取土默特平原1934、1982和2019年的聚落人口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34—2019年土默特平原以小聚落为主,大规模聚落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人口等级结构由“扁平”向“长高”金字塔形转变。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大规模聚落集聚性不显著,其他规模的聚落分布模式由随机向集聚转变,研究区人口极化现象显著;聚落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呈现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的迹象;聚落网络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区成为强联系节点。地形、河流、交通是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聚落低海拔、邻河流、邻干道、邻城镇的指向性强。该研究便于厘清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脉络,为当地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The meaning of sedentism and mobility in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 context

Sedentism is a commonly used concept in settlement pattern analysis. In a recent review of this concept Rafferty (1985) found “sedentary” to be related to both settlement permanence and site size. Both space and time ar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sedentism. While maintaining permanence as a central factor, this paper discusses further aspects of sedentism primarily in relation to the use and meaning of spa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ami and Norwegian settlements in arctic Norway is used as an illustration. In arctic Norway prehistoric maritime settlement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being either transhumant or sedentary. The prehistoric case of sedentism is then viewed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ically known differences in settlement permanence in space and time for Norwegian and Sami populations in the same area of arctic Norway. It is proposed that models of sedentism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adaptational considerations but should also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aning of pla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populations and landscape.     

史前聚落与考古遗址

考察史前聚落必须以史前遗址为依据,但两者在文化内涵、时间和空间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以遗址考察聚落有其它学科不可拟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内外农村居民点区位研究评述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点的外在特征和空间结构也在不断的演化与变迁,居住地点的选址和布局最能反映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目前国内外在城市居住区位研究方面已经形成大量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点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滞后。文章从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区位演变、居民点分布和等级结构四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梳理了国内农村居民点区位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并对今后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复原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并进一步揭示明清以降在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滇池流域的人地互动。研究发现,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最终形成于18世纪。聚落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土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逐渐递减。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动态,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拓展变革、转型重构四个阶段。对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主要集中在聚落布局、聚落形态与分类、聚落景观、聚落用地、聚落生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近今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趋势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的人文社会化和乡村重构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