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说:儒家人生理想下文士的焦虑与救赎

“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和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古代文士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可以发掘文士发愤背后的个人境遇和集体意识,以及发愤说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总体而言,在政治统治较稳固,士人入仕有制度化保障,儒家稳居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时代,文士追求“立德、立功”的心理焦虑会更突出;而在政治现实不尽如人意,儒家思想遭到人们质疑的时代,文士则常通过肯定“立言”而努力达到自身身份认同,其发愤为文的艺术性、政治性也得到凸显.对古代文士而言,发愤为文既是其人生理想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化解其心理焦虑、反抗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强大能指秩序的一种自我救赎.     

志书语言文字的几个问题

近年读了几篇关于志书语言文字方面问题的文章,颇有所感.我认为志书的语言文字问题虽然重要,但从学术的角度看,在方志编纂上却并非最重要的问题.对此,我很赞同章实斋老先生的话:“然就文论文,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当然亦不可与论方志.     

唐末五代入泉文士心态论

唐末哀帝天佑三年（906年）,唐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篡唐,而在其篡唐前后,唐末文人遭遇了最悲惨的“白马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记载：“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康、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这场灾难在文士们心中造成了巨大的伤痛,拉开了文士们南下避难的序幕。而由朱全忠篡唐后开始的五代时期的中原,武人独专,文士的命运恶化。     

中国古典园林审美的基本特征

一、园林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民族性,同时又不乏个体的特殊性。与山水园林为伍者,有不与众谋、全生养性之“道隐”,也有沽名钓誉的“终南之隐”,更多的官僚衙署及皇家园林其实质或许并称不上“隐”,但同为山水林泉之乐。究其根本,“儒隐”也好,“道隐”也罢,所共通的审美理想在于“天人合一”,它是创造园林艺术、园林美的内在依据。     

“读如”的训诂作用再探

1、“读如”的训诂内容及其特点,2、“读如”与“读为”在用法上的异同,3、“读如”与“读为”通用的原因探索。章认为“读如”所特有的训诂作用是由“A读如B”式来表现的,注出通用正字或单纯注音是其基本职能,它与“读为”通用有一定的条件和特殊的原因。     

走读东钱湖……

如果说南宋石刻代表的是东钱湖的石文化的话,那么福泉山则体现了东钱湖的福文化与茶文化,小普陀体现了东钱湖的佛文化,陶公岛体现的是东钱湖的隐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是,东钱湖还是周星驰电影《长江七号》的主要外景地之一。不如就让我们跟随着星爷的脚步,去走读东钱湖……     

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课程改革进程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本文立足于实际教学,提出了不能以朗读为“万能钥匙”的观点,倡导学生要在朗读中注重对语言的有效体会即“品读”,追求读与思、读与写、读与悟的有机结合,以建设“高效低耗”的语文课堂。     

论先秦诸子的鬼神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阶段,伴随着新兴地主级阶的崛起,在文化学术与政治思想领域诱发了进步与保守的激烈论争,出现了我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诸子对殷周以来的“天”、“神”、“德”、“礼”、“孝”等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中,或多或少地引证了当时的民俗事象,或隐或现地阐发了各自的民俗见解,并注意到民俗在敬神祭鬼及人事、政治中的作用。     

经验、教训之外的历史

读历史书。经常会遇到“经验”或“教训”之类的提示词汇,或者整本书本身就是为“经验”或“教训”而写。历史除了“经验”和“教训”还有什么呢？读完日本学者小岛毅撰写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才发现。我们的历史著作很多时候缺少的是对自身文化之源的探索情怀与关注。     

从《牡丹亭》论汤显祖的平民文学观简

历年来对汤显祖文学观的研究都集中在其“主情”的文学思想方面,而忽略了对他平民文学观的探讨。仔细分析《牡丹亭》可见汤显祖的平民文学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主张以情抗理（礼）;主张人的情与欲得到满足与宣泄;描写下层人民的众生相;表现平民百姓市侩、滑稽的审美接受。通过对汤显祖师承渊源、交游情况,以及当时社会思潮对其影响等方面的考察,进而论述汤显祖平民文学观形成的深刻原因。     

从《冯燕传》看唐代侠义精神的异化与沦落

唐代小说《冯燕传》中的冯燕历来受到人士大夫的高度赞扬,认为他是古今少有的侠义之士。但其行为实已背离真正的侠义精神,并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改造,是唐代侠义精神异化和沦落的产物。本拟就此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揭示中国侠义化精神的真谛和唐代侠义化精神的异化沦落的原因及影响。     

《大唐新语》佚文辨证

本对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大唐新语》所辑佚加以辨证,考证其时代与《大唐新语》成书年代不合,属于误辑。     

唐墓壁画中的妇女发饰

唐墓壁画资料显示唐代妇女发饰是中国服饰发展演进中最为活跃和最富特色的一个阶段,不仅具有等级性,还具有艺术性。     

From Aterian Notch to Aterian Tang: How to Make a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The Aterian lithic techno-complex that characterizes the late Middle Stone Age in North Africa is well known especially for its tanged or stemmed points. Recent techno-morphological and use-wear analyses have added new data to suppor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ng as the hafted portion of an artifact. They have also highlighted the presence of this attribute on tools other than projectile points, in contrast with the widespread idea that the tanged point is the Aterian fossile directeur. The design of this specific device, the tang, for hafting purposes is regarded as a great technical innovation that underlines a modern behavior. Our work provides new use-wear and experimental data, aiming at discussing the cognitive preconditions of this technical innovation that could have originated from a specific functional unit: the notch. Notches are quite abundant in the Aterian techno-complex. Our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tool category from Aterian sites of the Jebel Gharbi allowed defining the notch per se as a techno-morpho-functional unit that was “appli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blanks, including “reused blanks,” which show a heavy patina on their surface. This functional unit has been used for various types of activities and can be found either alone on a blank or with multiple other units on the same blank, creating different tool morphologies. According to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tang c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by Aterian populations as a new resulting variant of various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notches, for defining and/or transforming the shape of a tool.     

竹刻笔筒

竹刻笔筒始见于明代中期,其后出现了一批具有人、工匠双重身份特殊手工业,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     

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唐、金墓葬发掘简报

2006年7月～2008年8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的开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荥阳关帝庙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唐、金代墓葬数座,为了解当地唐、金代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新材料。     

宋代路级机构间关系之研究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首次在路这一高层政区设立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如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它们共同掌管一路内的各项事务。这些路级机构由于职权互相交叉,在地方管理中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路级机构间互相监督、考核,联合行动与分部按察,长官互兼等。路级机构长官之间也因在同路为官,有或亲密、或交恶的私人关系。宋代路级机构间所确立的复杂关系,有效防范了地方分裂割据,推动了宋代地方事务处理的专业化,促进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同时也出现了机构众多,权力分散,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这表明政府在加强制度约束的同时,必须掌握好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度",同时提高为官者的素质,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     

湖湘文化视域下的刘显世

文化以稳定的心理积淀隐藏在人的心灵世界中,并形成固定的文化观念支配人的一切,以至于人在日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都会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刘显世是民国时期贵州督军、省长,“兴义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其祖籍为湖南,他在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大家族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固定的心理意识在支配着他,并形成其文化品格,这就使其思维及行为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湖湘文化的特征,那就是：兴办教育、重视人才;尚变求新、机敏睿智;经世致用、勇于任事。本文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对他一生作出最合乎逻辑的阐释。     

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 有徙晋阳, 及为天子, 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 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 其放射性碳素年代 (距今4200—4400年之间) 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 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 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