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江青挨打”真相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1968年出了个“杨余傅事件”,当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成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林彪、江青横加诬陷,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 有关“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已多有披露,大白于世了,但是,当年传达文件时,曾讲到傅崇碧领了一班人马,“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还有“一个坏人”竟然打了“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是谁竟敢在当时“打”如日中天的江青?“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又是怎么回事?最近,笔者听到当年几位当事人讲述了这一事件的详情,方解开这一谜底。 事起鲁迅手稿 1968年…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电影《武训传》批判三部曲（下）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近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江青作皇帝梦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的1974年年初,她令天津服装设计人员设计并制作了一件兼有唐、宋、元女服特点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裙子的下摆一寸一褶,褶褶绣有梅花。江青还对绣花厂说:只许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其意当然是皇帝的“龙袍”只能皇帝一人有之意。同时,江青还叫浩亮给她做了三双仿唐“脚踩登云”式千层底鞋,作为“太后鞋”。江青听说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曾下令改革过当时的服饰,1974年夏,江青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关人员看旧戏,翻古书,要为中国妇女设计“国服”,最后,集…     

江青与“样板画”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江青在戏剧界树立的“八大样板戏”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江青在美术界也树立了一个“样板画”,这就是美术界唯一的“革命绘画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尽管这幅美术作品在“文革”时期影响很大,家喻户晓。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二十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这一公案,还被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     

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本文的题目是我取自《当代的“老新闻”》一书中的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一名比较敢讲真话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之一杜导正。他1956年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一生多次采访农民。虽然他也随潮流写过一些浮夸的报道,但不久后他深入实际便冷静下来,曾就广东发生了饥荒—事向北京报警。在那种年代,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由于敢于讲实情真话,杜导正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多年。“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正是杜导正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经过反思后做出的判断和抉择。我国在经过20多…     

回忆“金竹邮票会”

1942年岁次壬午,六十年一轮回,2002年再次迎来壬午,迎来了“金竹邮票会”建会60周年,我作为当年发起人之一,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怀念。“七七”抗战爆发后,避难内迁的人,纷纷拥向大后方云贵川。贵阳居西南交通中心,当时既是容纳由湘、桂而来的人群,也是通向川、滇必经之路。贵阳离前线较远,当时有福地之称,故也有很多人在黔立足,其中也有不少集邮爱好者定居下来。渐渐地与本地的邮人汇成一股力量,为发展山城的集邮活动带来机遇。但初初二三年由于人地生疏,又忙于生活,彼此缺乏联系。     

江青八次到天津

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间,江青曾先后八次来天津。当时,我任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了解一些江青来津的情况。     

《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旧事重提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     

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小土群”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却在建国后的发展史上铭刻下沉重的一笔。当时,我是新华社天津分社和《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工业记者,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今天旧事重提,是想为历史留下一点痕迹。     

中国“复关”谈判之初

1986年到1991年,国务院决定我为代表团团长,主持中国“复关”谈判的有关工作。这是中国漫长“复关”和“人世”道路的第一阶段。今天,对这件事情比较了解的人已经不多了,社会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我找出当年的笔记,结合自己的记忆,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一下。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陈远对话章立凡

陈远：跨进历史源于困惑 陈远：我读书的时候对“文革”历史比较感兴趣,但在阅读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困惑,感觉书上的东西经常有空白点,怎么填补这些空白？我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去访问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子女,通过他们和前辈们的共同经历来弥补一下。当时我在石家庄,石家庄是小地方,不适合做这种事,没有这么多人可以让我去找,后来到北京之后,感觉环境非常好,     

王光英、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片段

正与王光美的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收集有关刘少奇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史料集,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我通过曾在天津工作过的王光英联系到了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不久便很顺利地和王光美见面了。王光美听说我是天津人,很高兴,可能因为她母亲也是天津人吧,多少有天津老乡的一种情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见面后我告诉她,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人为灾难,被称为“信阳事件“。国内外有关著作多有所谈及,但缺乏详实、深入和全面的论述。作者是党史教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查找原始资料,翻阅当年报刊,访问当事人,走遍这个地区十多个县市后,写出这本纪实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