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现代化问题大讨论。论争涉及问题之全面与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考察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得失,对于中国现代化思潮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拟就这场争鸣的原因、内容及评价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

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中国战后的工业化建设,是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除主要涉及作战地区各项经济重建工作的"战区产业复员"外,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成为讨论的两个中心议题.关于利用外资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对于引进外国资金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强烈愿望;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讨论,则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在美英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中国新兴工业之间选择的两难.     

我们这十年中国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算是完成了知识界和少数沿海地区的启蒙。然而,从物质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继续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倒退,以至于到195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中国在物质方面对世界的赶超。     

中国知识界与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以研究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化、民族诸问题为目的的非官方国际组织。1929年,当其第三届双年会召开时,由于会议议题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格外关注。太平洋学会在中国的声望也由此而达到颠峰。然而,会议的结果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幻想,引发了对这一国际组织的失望。造成这一失落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述评

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第一次直接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中展现出许多良好的思想倾向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开拓性见解,反映了时人要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一1933年7月是《申报月刊》创刊周年纪念。为此,《申报月刊》编辑部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这个特辑收入了向社会各方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

抗战全面爆发两年后,国统区发生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浪潮。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界站在这个潮头,应时开展了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想借此引起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并将宪政的理论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本文对这一讨论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儒家文化近几年来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可能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人们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它一方面涉及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造.另一方面也涉及文化观念和心态习惯的根本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根基太深。这个传统曾经顽强地反复生长出同一种文化果实,因此若不能予以清算,现代化事业将十分渺茫。因为我们赖以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陈袭太深的古老国家。如果说几年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儒学文化讨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标志,所谓儒学文化讨论,其实就是以一个具体题目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其目的显然是在反省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够份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一批海外汉学家,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提出儒学有再度复兴的可能。他们以二次大战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为依据,特别是以所谓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为依据。引用一些国内不大熟悉的新理论方法,论证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中国有生命力的种种可能。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差异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一、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与类型"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中国知识界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了一阵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这次讨论主要是受到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影响,一些学者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来强调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

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其余波至今袅袅未绝。在这一学术公案中对簿公堂的两方,一是所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国人是否仍需要“启蒙”的问题是知识界关心的一个话题。本刊资深作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资深学者资中筠。她先从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讲起。     

玛格丽特·桑格与民国时期的节制生育运动

玛格丽特·桑格这个名字现已鲜为人知,然而在90年前,她在中国知识界可谓名噪一时,她引发的节制生育讨论和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人其事 谈及节制生育,有两个中国人的名字经常被提及:马寅初和张竞生.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新人口论",后者曾在1920年留法归国后向广东省主席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民国时期知识界对知识女性独身问题的思考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催发了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思潮,这与知识界对女性的期许背道而驰,并将其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知识界对她们进行了多方劝导和训诫,希望其能放弃独身主张。独身女性的大部分选择了婚姻生活,但仍有少部分人坚持独身,她们以职业为基础,创造了多彩的生活。独身现象不仅体现了知识女性对传统男权的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启蒙知识界女性社会角色规划的超越。结婚与独身之争涉及的深层问题是如何体现女性的价值,这不仅是个历史问题,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为中心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和13个方面的任务。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从新干大洋洲古玉探寻"赣文化"源流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知识界化讨论与研究热潮的兴起,江西的知识界、理论界对“赣化”的研究也卓有成果,不断深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赣化”的研究,并没有象中华明区域史的其他亚化形态研究,如：齐鲁化、荆楚化、吴     

十年艰辛求真知——评《现代化第一基石》

1978年以后的10多年,中国史学界就中西现代化起步缓速的问题展开了长期以来最为热烈、最有成效的大讨论。世界中世纪史学界更是立足中国,放眼西欧,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推出了一大批观点新颖、论据翔实的文章。①更为可喜的是,今天,我们又见到了这一讨论的一个优秀成果——侯建新的专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下称《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毫不溢美地说,这是近     

民国时期农工立国基础争论的演变

民国时期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在知识界引起了几次大的辩论,其中"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是这一时期大辩论的重要论题之一。围绕这一论题的论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农工立国基础争论的发端,30年代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农工立国争论的展开,40年代趋向综合视角的农工立国争论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