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可耕田——毛泽东关心过的北大学生牛辉林

正牛辉林,1946年3月出生于河南辉县,祖籍山西壶关县,其父为革命军人。1949年全国解放后,牛辉林随父母进北京,在北京军区育英学校上学,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文化大革命"时期,牛辉林对当时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嚣张跋扈、倒行逆施的行为不满,参加了抵制和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并短期当过这个组织的一把手。聂元梓和校"文革"组织把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景象“文革”期间，大字报满天飞，形形色色的红卫兵小报铺天盖地而来，文章对种种畸型的现象有生动的描述，又对这种种观象有深刻的分析，发人思索。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1966年夏季,文革之风吹遍全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处打、砸、抢、抄、抓,社会秩序混乱至极。1967年1月17日,安徽省2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十条紧急通令:勒令省委、合肥市委、省公安厅、合肥市公安局     

枣庄文革“七二五”事件始末

枣庄有句形容场面混乱的俗语,叫"乱得像七二五一样",这句话的出处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枣庄的"七二五"武斗事件,亦称"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25日至26日,是文革中枣庄地区两派不同观点群众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也是枣庄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激化的表现,是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众多的一起政治大冤案。回眸历史,为了把这次事件始末搞清,我们历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1974年到1975年间,山西太原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反中央文革"的大案,上报中央后,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张珉、赵凤岐等人发起的,故称为"张赵集团"案。一"张赵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张珉,文革时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曾任过"红联站"(是山西省一个群众组织,先造反,后保守)总负责人,毕业后,在太原化肥厂任汽车队机     

“文革”荒唐事：答对题才能购物

“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了不少史无前例、荒唐可笑的事。“湘江风雷”与湘乡烘糕“湘江风雷”（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文革”中湖南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是庞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湘乡烘糕是湖南湘乡县城著名的糕点。1967年,湘潭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红造联”“革造联”一哄而起,从印发传单、互相争斗到夺取枪支进行武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一片混乱。各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者,采取了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逼迫群众表态。     

"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一 　　"武汉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总理又折回武汉.……     

文化运动与国家建设: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与整顿

政治和文化交叉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前或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文艺改造。而本文研究建国初期(50年代初)的革命文化,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土改和其他的国家建设运动实为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文章通过审视中南区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如何通过群众运动发展文化馆(站)网络,依次组织建立全省的农村业余剧团,并以此作为改造地方文化的手段,以加强对地方的渗透,从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文章同时也指出了民间文艺和民间艺术家与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中国的报业也未能幸免。不少省市的党的机关报被红卫兵革了命,报社被夺权,报纸被停办,办报人员受冲击。到196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由“文革”前的343种猛降为43种。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自己命名的诸如“东方红”、“全无敌”、“春雷”等一类的报纸。这些眼花缭乱的小报最高时激增到5000多种。一个猛降,一个激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程度。     

反思“文革”不是揪着历史旧账不放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对“文革”仍有两种态度和倾向很是流行,一种是持反对或漠然态度,认为反思“文革”是有意揭开那一段不光彩的党史伤疤,不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甚至是借此反对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方志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化”

高岳言在《史志文萃》1990年4期撰文论述方志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化”倾向。文章认为政治倾向是方志的一种本源性,主要由三种成分构成,即志的“资治”功能、志的“官修”方式和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指导思想。“政治化”倾向是对志书政治倾向的一种外加侵害,它曲解志书“质”的整体性,割裂“资治、存史、教化”的内在联系,用实用主义手法对志的各类内容随心所欲地取舍,使志书异化成一本“志”形的     

“国学”不能成为现代中国主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我们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     

海林市文管所创办文物小报受欢迎

为传宣文物法,强化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的文物意识和法制观念,海林市文管所从1991年开始创办了“海林文物”小报。小报每季一期,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时增刊一期,两年共出9期200余份,发至领导和各乡镇,深受各级领导、文物部门和广大群众欢迎和好评,推动了全市文物工作的开展。海林文物小报为八开四版,头版是有关文物政策、经验、本地重大活动;二版和三版均为本市文物、乡土风情;四版     

金庸眼中的邓小平与胡耀邦

钦佩邓小平：“极可尊敬的大英雄”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铺（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福建“文革”动乱的十年（下）——选自《福建省志·共产党志》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并组成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设法控制福建严重混乱局势。由于福建各群众组织之间意见分歧和连续不断的武斗．致使原定在3月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一再推迟。8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再教促下,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记

一 “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织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     

再论“文革”发生的原因

"文革"缘于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分歧。在解决分歧的过程中,毛泽东放弃传统的组织原则,转向依靠个人崇拜,发动人民群众而造成的一场政治动乱。     

“文革”前17年与新时期反腐败的比较

针对文革前和新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党和政府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相同的措施是: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不同的措施主要有: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文革前主要是党的监察机构在发挥经常性的作用,新时     

与周培源先生过从二三事

正同室相处"文革"中,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目睹政治暴发户聂元梓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在北大按照"反聂即反动"的逻辑,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大批干部和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暴政,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周先生公开贴出一张万言大字报,忠言谠论,无所偏颇,对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触怒了聂元梓,从此对周先生视若寇仇。1967年,围绕聂元梓的是非争论持续发酵,北大形成了保聂与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