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一种特殊宗教团体——“耶稣家庭”探微

“耶稣家庭”是由敬奠赢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山东泰安马庄创建。它是宗教组织和生产组织相结合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团体。成员实行“破产人家”,取消私有财产,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实行禁欲主义并有独特的宗都仪式。“家庭”内设有学校、医院、果园、工厂、教堂,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并进行传教活动。先后在全国建立了一百多个同样类型的“家庭”。这个宗教团体的形成和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共党纲新修订本中的时代理论探究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认识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政党从宏观上把握世界政情和经济局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为了推行新的对内对外政策,苏联对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共党纲新修订本中对这一理论作了新的表述。时代理论的变化对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农民流动有利于三个优化

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一辈子圈于农村和农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农民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根本性变革。然而,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是农村和城市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农民阶级虽然经历了几次历史性的巨变,但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身份依旧。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的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业产量稳定和发展的同时,排挤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它在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使长期隐匿在集体…     

朝鲜族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促进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诸因素有关统计数字表明,在我国各民族人口流动中,朝鲜族人口流动属于最为频繁之列。而促进朝鲜族人口急剧流动的诸因素中,既有全国共同性的因素,也有与朝鲜族相关的特有因素。l朝鲜族人口流动的契机朝鲜族曾是农业民族,而且擅长水稻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鲜族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组织起来,走在“互助组一合作社一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化道路的前面。在集体化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生产、集体劳动、收人平均分配的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都很低下。然而,朝鲜族得力于水稻…     

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为何失信于民

在苏联历史发展进程的几个重要的时期,广大苏共党员和苏共基层党组织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十月革命、伟大卫国战争都留下了苏共基层党组织光辉的足迹。当历史的画卷翻到本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时,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截止到1991年,虽然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已达到42．6万多,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增加了2500多倍,比1941年也增加了2倍多,但是与这     

土地、劳动与观念——1949～1957年山西省农民生活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私有生产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以互助合作方式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山西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由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的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所取代,这一根本性变化确保了劳动的计划性和组织性。通过集体劳动,农民的主观认识也不断发生改变,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形成。     

关于日本农业生产组织的几个问题

战后日本的农村经济是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六十年代以前,在日本农村的小农生产过程中,通常是以地縁关系,实行村落间的相互帮助和协作。其中也有少量如栽培协定、共同作业等组织形态。这里所说的日本农业生产组织,不是指这种村     

1949—1952年黑龙江地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研究

1949—1952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在全国尤其是在老解放区开展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为此,黑龙江地区在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积极的新式农具推广实践,主要包括：及时掌握和应对新式农具推广工作中显现的问题,将国家经济扶持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相结合,调试并确定新式农具研制过程和制造标准,建立新式农具推广站,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农民技术员和技术干部,为新式农具有序推广做好了组织、技术、方法、队伍准备。新式农具在黑龙江地区的推广,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秩序的恢复,巩固和促进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忱和生产热情。     

苏联改革六年来风云人物

米·谢·戈尔巴乔夫 1931年生,俄罗斯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业专科学校函授班,1952年加入苏共。1970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71年4月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11月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此后任政治局委员、掌管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和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发起“变革”,提出“新思维”。1989年5月当选最高苏维埃主     

“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下)

二在５０年代末,中国外交所遇到的挑战不光是对日工作的困厄,而且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从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内外政策等诸方面出现原则性分歧。苏共突然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必然给长期尊称斯大林...     

苏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

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求把农业企业的多部门经营的组织形式改造为专业化经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世界上所有农业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当前,苏联也把发展农业专业化作为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苏联实行农业专业化的途径有:     

苏联的区域经济学

近些年来,苏联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按地域组织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越来越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力布局和发展区域经济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复杂的区域性经济问题是苏联实现新时期经济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七十年代,苏联国民经济开始由粗放式经营逐渐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苏共二十四大提出的集约化方针和二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战略都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为主要内容的,而这个时期苏联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     

苏联承包制钩探

苏联实行承包制从萌芽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在这期间承包制的领域不断扩展,其具体形式也逐渐演替,虽有反复,但毕竟被推广并日益完善。但它的发展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原因何在?让我们从历史的追踪中去寻找答案吧。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回顾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有密切联系,整个过程经历了试点、推广、挫折三个阶段。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提高,为湖南省农业迅速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局限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框架内实行的,因此,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苏联的经济战略与生产力布局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苏共二十四大、二十五大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力图改变以往的粗放式经营,使生产逐步转向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苏共二十六大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在八十年代还将“始终不渝地继续实现自己的经济战略”,并进一步重申,实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探索新形势下的农村财务管理

近几年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农村经管工作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也有了新的要求,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村级集体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双辽市于2002年推行“村账乡管”的管理模式,对推动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和监督向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目前有些村的财务仍比较混乱,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1949—1950年新中国生产救灾的地方实践——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例

生产救灾是1949—1950年新中国受灾地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党和政府强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救灾的根本办法。为此,山东省五莲县在冬季因地制宜,重点开展固定代耕和积肥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春耕准备;春季则推广良种,及时发放救济粮和贷放贸易粮,保障了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在1949—1950年的生产救灾工作中,党和政府发挥着组织领导作用,采取了积极的救灾方式,既有力地解决了劳动力、畜力不足等问题,又有效地防治了病虫害,从而最终保证了土地适时耕种,迎来了农业丰收。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简

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把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中国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引导中国农民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体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重新审视这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个体经济体系,丧失了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支柱作用,制约和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业发展。探索和创新农业合作化新的组织形态、管理体制,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依然是中国农村生产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然依赖。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把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中国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引导中国农民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体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重新审视这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个体经济体系,丧失了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支柱作用,制约和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业发展。探索和创新农业合作化新的组织形态、管理体制,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依然是中国农村生产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然依赖。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农业公社问题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并且在探讨人类历史上公社发展阶段的同时,提出了农业公社的概念。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经常把农业公社与农村公社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的特点就是农村公社的特点。这不仅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公社发展阶段的认识。本文认为,《复信草稿》中的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两个概念,农业公社的提法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但其本身并不成熟,马克思最后放弃了农业公社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