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三)

第二部分 从历史社会学到“语言学的转向”。晚近二十年间的历史理论与历史编纂学 1.回到叙述的艺术 1979年Past and Present[《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劳伦斯·斯通的文章《回到叙述的艺术。对一种新的旧历史编纂学的思考》这份杂志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

后现代主义既具破坏性又具建设性,它对历史学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阐发的重要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冲击了现代史学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修正和思考现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无疑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何伟亚于1995年出版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被视为后现代史学实践的典范:其对中英礼仪之争的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挑战,从文本的深层结构质疑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对历史事件所处时空语境的强调等,都展现了后现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迄今未息。倘由此引申开去,这场争论关乎到后现代史学评价等史学要旨,值得我们今天继续予以深入剖析与反思,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都是非凡的。     

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罗丽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

列宾娜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一哲学部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自21世纪初起,她撰写、主编了一系列与跨学科研究相关的著作,如《历史、文化与社会》、《历史与社会理论的科际整合:理论、历史编纂学和具体研究的实践》、《20—21世纪之交的历史科学:社会理论与历史编纂学实践》、《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和史料》,等等。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国春雷博士利用2013年10月在俄罗斯访学的机会,就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列宾娜院士进行了专访。现将此次专访刊出,以飨读者。     

稿约

一、本刊欢迎有关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发展史研究的稿件,具体栏目有论坛,读书会、人物志、地方志、民族志、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外国史学、书刊春秋,史林偶拾等,各栏均向广大作者开放。     

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对方志的研究对象,方志界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历史上有“地理派”与“历史派”之争,近年来有“资料性著述”、“百科体”的讨论。应当肯定,这些探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志书的编纂实践活动。但是也应该指出以往的讨论,或囿于狭窄的范围,或偏重于具体编纂方法的研讨,而真正论及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对象的却很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门科学的存     

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郑樵的学术成就，在于《通志》一书。书中的“二十略”，被后人公认为是全书的精华。郑樵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多，而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理论，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校雠略》关于查找史料、注释文献、编次必谨类例的理论，《图谱略》关于书有图谱的理论，《灾祥略》斥妖妄、记灾异的理论以及《金石略》对于文献编纂理论的启示，略谈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中国史学的童年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了解这门学问。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还没有树立起来。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史学史包括什么内容呢?第一,要研究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的发展。第二,史料学的发展。第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第四,历史文学的发展。历史工作者最大的任务是写历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建立史论学的必要性及初步设想——改善我国史学研究体系之管见

建国以来我国历史科学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目前这门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水平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之一,需要合理调整我国史学研究体系的内部结构,把对历史编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的两大门类之一独立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史论学。李大钊先生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强调指出研究历史理论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①他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记述的历     

首修实践的总结 续修工作的指导——读林衍经《方志编纂系论》

<正>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衍经先生的《方志编纂系论》近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万字。是著不以“编纂学”命名,而以“编纂系论”为题,其用意是出于总结实践、指导实践的愿望。这一写作愿望和目的,著者在“前言”中披露说:“力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中央在四年前批准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何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该所名称为何定为“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布局有何特点?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存在哪些短板、须突破哪些瓶颈?作者尝试结合牵头组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体会,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得之见,希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推进研究。     

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

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某些史书编纂旨趣出现了新变化,人物传记与教法史作为藏族最主要的体裁,其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史书将弘扬佛教与考证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清代藏族史学家高超的编纂能力。     

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周应合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其主纂的景定《建康志》被誉为地方志佳构,该志的体例为后世许多志书所效法。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分事任”“定凡例”“广搜访”“详参订”等方志编纂学理论。在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其理论被再次解读后,将被赋予更多的新内涵。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一)

2.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a.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19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中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开端,应该从这一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的整体关系加以观察;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得到了贯彻,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的整体规模还不明显。19世纪末期,对于以前只是偶尔为人注意的、而在历史研究与历史编纂学中得到国际承认的科学概念与科学实践的不满增强了。在德国、法国、美国和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场对于历史研究与历史     

从编纂者主观角度谈地方志的功用

编纂地方志有什么功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编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对全面了解和反映我国地情国情,对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有重要意义。”流行的说法则是“资治、存史、教化”。作为以特定体例形式记载地情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具有“存史”或说“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地方志书的主要功用应是利用资料“资治”和“教化”。然而,所谓方志的“六字”功能,是就其客观作用与功效而言的。从主观角度看,地方志对…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