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竞争—合作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基于文本的、静态的集权—分权视角已经难以准确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对集权—分权视角的超越,竞争—合作视角更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运作及其后果。竞争—合作视角的分析框架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与地方可调动的资源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博弈状况及其后果。从竞争—合作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框架基本不变条件下的地方分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了高度的竞争状态,但集权框架又使这种竞争又不至于发展到恶性的程度,而又使得中国的发展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从这种竞争中得到了保障。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提出"放权"改革的历史动因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特征.认为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放权"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企业的实质关系,也未能真正理顺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将以"放权"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放权"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没有掌握好一个合适的界限,"放权"和"收权"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我国地方税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探析

地方税制是国家税收制度的组成部分 ,国家进行税制调整常引起地方税制的变化 ,税制调整又与财政体制的变化相关联。由于地方税制是以中央与地方分财权为前提 ,因此确立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直接决定着地方税制是否存在 ,以及地方税制的存在形式。财政体制发生变化 ,地方税制必然随之变化 ,税制调整和财政体制调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文章在回顾与总结我国税收制度发展和改革历程的基础上 ,探讨了地方税制产生和发展以及运行的一般规律 ,并对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 ,使地方税收活动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提出了设想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民初央地关系走向与广东盐务双轨制的运作

盐务双轨制是指民国初年盐务运行中同时存在盐运司和稽核分所两套机构和制度。双轨制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盐运司牵制稽核分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使盐运司体制演变为地方截留盐税和与中央争夺财源的工具。南北对峙中,广东地方政府通过拉拢控制盐运使一职,或威胁干涉稽核制度,以此与中央展开博弈并套利。北京政府和稽核总所则为了维持自由贸易政策以保障盐务改革的成果,不断与地方大员和盐运司讨价还价。直到广东军政府控制盐税支配权,双轨体制终流于形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盐务双轨制在广东的运作不仅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走向,同时央地关系也左右着盐务双轨制的实际运作,由此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盐税体制。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正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衷,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     

新中国立法体制的嬗变及发展

在推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中,立法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本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体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至1954年的立法权相对分权时期;二是1954年至1979年立法权相对集权时期;三是1979年至今的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体制时期。笔拟通过对立法体制的嬗变过程的阐述,以反映出中国立法体制的逐步成熟和健全。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从联邦到均权: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年,联邦思潮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亦主张实行联邦制。但民国肇建之后中国政局演变的纷乱,使孙中山深切感到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易为军阀利用又不利国家统一,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又易产生专制政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这一均权构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有关当前税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税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工商税制改革。本文拟就当前的税制改革谈几点认识。一、当前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遵循的基本原则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制改革的经验,同时考虑到我国税制的沿革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客观条件,这次税制改革提出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以现行的复合税制为基础,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规…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区域经济格局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呼唤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这是建国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沿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区域经济的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实行了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是唯一的经济利益主体,不承认地方和企业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中央向地方和企业的放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下放的权力又被中央收回,在利益结构上呈现出一元化的格局。这种体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