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围垦活动中的水域产权纠纷与宗族、跨宗族联合——以民国时期湖北樊湖水域为例

光绪年间,震惊朝野的樊口闸坝事件最终以朝廷下令建闸筑坝而告一段落。1925年樊口大堤修成后,水面淤生大量农田,刺激着水域上灌溉用水权、湖地种植权与湖草收益权等业权形态的发展,这些业权由明初以来便扎根湖区的渔户宗族所掌握的捕捞权中衍生而来,业权的确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湖业的买卖;一是通过协商或打官司而形成的"湖规"。由于水域不易分割,在湖区已经形成"宗族—同业甲内的宗族联合—全湖宗族联合"的社会群体序列,虽然内部多有矛盾,但对外部而言,水域社会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水面淤生成田,原本的社会运行规则依然延续,这一状况导致外来者若非实力雄厚则很难为业已成形的湖区社会所认可。因而,樊口闸坝之争应当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湖区群体对外来者的排斥,而不是渔农等不同生产行业间的矛盾。     

宗族村落中姻亲关系的建立、维护与重组——以鲁东小姚格庄为个案

一、前言 非洲的世系理论（lineage theory）甫一出现,立即被汉学人类学家应用在中国亲属制度的研究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首先把对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发展成了宗族范式,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弗氏的这一范式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基本模式和出发点,后来学者不断追随他的研究,     

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

明清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     

近30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以福州移民为例

近百年来,华侨、海外华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力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传统华侨社会的转型,华侨落地生根,归化于当地,成为当地多元民族之一的华族;①二是中国人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这些新移民②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集中于发达国家,改变了中国人以东南亚为传统移民目的地的布局,为传统的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本文讨论近30年来中国国际移民的动机、规模及中国政府对国际移民的政策。[编者按]     

浅谈宗法制度与宗族观念对社会的影响——以刘备为例

宗法制度与宗族观念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与血缘关系相联系,历史悠久,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具有地域性阶级性时代性,是一种阶级剥削与压迫,是愚弄麻醉被统治阶级广大宗族成员和人民群众的工具与手段,对个人与宗族集团很重要。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向.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20世纪 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 ,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 ,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 ,但是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 ,因而 ,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 ,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 ,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新中国建立 5 0年以来 ,每逢十年一次党和国家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 ,成为全国的重要活动 ,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这样 5 0年一贯进行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可以与之相比拟。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纪念辛亥革命的一个理由 ,但不是惟一的理由。把纪念辛亥革命和祖国统一的现实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和建立中华民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系起来 ,这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这就是现实的政治。辛亥革命不仅仅是 2 0世纪初期的一次革命运动 ,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辛亥革命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 2 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 ,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 ,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由辛亥革命所凝固起来的这样的民族精神是永远需要发扬的     

乡村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以笔者在农村的访谈为例

乡村口述史是围绕农村、农民而进行的口述史学研究。乡村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可以弥补县及县以下政府部门所藏文献资料的不足,还可以揭示出某些文献资料所不能记录的历史真相,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多维面相。但是乡村口述史的搜集、整理又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研究者必须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耐力与技巧。     

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领域已经十分广阔,有关交通通道线路的考证几乎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对唐代和元代的交通路线的考证已经较为精细深入。从区域历史交通地理层面来看,以巴蜀、关中、中原、岭南等地区的交通通道考证成果较为丰硕。"道路功能性特征"视域下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陶瓷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较受关注,"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直道、狭义的蜀道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近70年的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大多隐含于相关学科之中,学科独立性不强、科学精准度不高。未来需要舍弃交通运输史、交通科技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而加强历史通道走向复原方面的研究,提高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独立性。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需要树立"考古学情怀",推行"全路段驴行"式考察。     

社会时代与历史认知：7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衍变评述

社会时代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有着强烈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与生活的变迁,五四运动研究也相应地经历着某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特别是在运动的性质、领导权、与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及某些关键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倾向均对学界的相关认识与评价发生着明显的、强烈的影响,使之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地衍变。总地看来,70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全面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反映。历史认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现实社会状况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或制约也相应地更为明显。人们对于五四运动认识与评价的衍变证明着这一点。     

Tree Totems and the Tamarind People: Implications of Clan Plant Taboos in Central Flores

ABSTRACT Among the Nage of eastern Indonesia, a sizeable minority of clans maintain totemic attitudes towards trees and other plants whose names they share. Tree totemism is mostly expressed in taboos on burning the wood and using the timber in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idea that all Nage people should not burn wood of the Tamarind (Nage) tree. Comparative evidence and local historical narrative locate the source of phytonymic clan names in an earlier use of such names as toponyms and settlement names. Insofar as this is their origin, Nage plant totemism can thus be understood as a residue of a naming practice relating to places rather than to people, either human ancestors or groups. As the use of ‘Nage’ as the formal name of an inclusive ethnic, socio‐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entity is relatively recent, and indeed largely a function of a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barely a century ago, this case further demonstrates how taboos and totemic relations can develop rapidly in contexts of major social change.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