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雅典议事会司书考述

议事会司书是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重要职官之一,负责城邦公共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工作。随着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议事会司书制度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一次可能源于厄菲阿尔特改革,五百人议事会以部落为单位分成十个轮值议事会,轮流当值,处理城邦要务,此举导致议事会司书亦须每年选任十次;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议事会司书选任的方式、资格以及任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民主特征。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

执政官曾是雅典权重一时的官员,但是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它的任用程序几次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贵族议会直接任命最终发展为民主式的抽签选举,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影响和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城邦最高官员沦落为普通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实际体现了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逐渐过渡,因此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

在雅典,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宗教活动与城邦政治彼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梭伦改革前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瓶画等艺术作品上。庇西忒拉图时期,建立了城邦共同庆祝的城市酒神节。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酒神颂歌比赛成为融合各部落团结的重要手段。而在雅典民主政体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城邦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城市酒神节成为表达城邦意识的主要场合。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城邦制度下希腊妇女地位探析

<正>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公民教育需要实践

我认为公民教育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雅典的城邦制度堪称模范。当时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有创意的政治家梭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经过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里的努力,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雅典建立了以直接民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因为理性有趋向真理的本能,所以公民社会相信公民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