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百年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知识分子的故事

<正>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正值中国岁月动荡、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局之下，商务印书馆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办教材、出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在夹缝中探索着“开先启智、守正出新”的道路，对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传播贡献巨大，被誉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张元济的传奇人生

中国文化传承至今正是因为有了张元济这样一批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其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印刷企业。而且张元济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数次跨时代的伟大人物,作为文化名人,他几乎与当时的所有文化要人都有过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先后与光绪皇帝、袁世     

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7和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先后主办过两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集中展现近年来近代文化史领域的新成果,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40个学术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50余篇。本次研讨会以"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为主题,围绕近代思想文化、学人与学术、社会文化、文化交流、教育等主题展开热烈的研讨。与会学者充分肯定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总结了近年来相关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及其发展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李若晖新著《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评介

正李若晖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商务印书馆,2020年)一书,试图深入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探讨到底何谓中国哲学。作者紧紧围绕如何从历史政制回溯中国思想的问题,强调中国哲学绝非"哲学在中国",研究者应当立足于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观念,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为学界提供"复数的"哲学。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根植于若干重要哲学观念之上,而为近代历史所型塑的中国哲学及相关研究则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的对应门类,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东方杂志》“新年征梦”活动始末

关于民国大刊《东方杂志》 近代中国第一大刊《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办的大型标志性刊物.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率先提议创办的,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办刊宗旨.最初刊名为《东亚杂志》,面向东亚地区发行.不巧的是当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已有一本德文《东亚杂志》.两本同名杂志同办在上海,容易让读者分辨不清,也会抵消杂志的影响、妨碍刊物的发展.于是,夏瑞芳等人经过商讨,主动将其改名为《东方杂志》.     

商务印书馆百岁纵谈

商务印书馆百岁纵谈□陈原今年２月１１日,商务印书馆庆祝它创业１００周年。在近代中国,一个文化出版机构能够度过风风雨雨的一个世纪,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这个出版机构几次濒于危殆,终因社会的支持和同人的奋斗转危为安,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正是这个机构,至今...     

《申报》与西方诉讼文化的传播(1872年-1882年)

<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报刊传媒之一,素有"近代中国百科全书"之称,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的西方法治新闻,创刊十年里对西方诉讼文化作了介绍和传播,以西法为参照,驳斥刑讯逼供制度,主张公开、限时审判,建议学习西方律师制度,推动了西方先进法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道光——艺术际遇2019

正近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超过百年文化积淀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举办的"第一道光—艺术际遇2019"展,既是对水墨当代化探索的一个表达,也是对中国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新年致敬。本次展览由胡兆良策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担任学术支持。展览以"物性、     

试论王云五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中的地位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持的1921——1946这25年间,出版各种文化学术新书16725种35664册,其中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最多,约200余种4938册,占这一年全国出版新书9438册的52%。无疑,这是商务印书馆的蓬勃发展时期,是商务印书馆全体员工和广大学术文化界人士共同辛劳的辉煌成果;王云五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1921—29)和总经理(1930—46),自应有其一份功劳。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被毁,他能迅速挽回颓局,取得比战前更大的业绩,实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王云五是个资产阶级出版家,一切是从他所属阶级利益出发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略读《前近代中国の刑罚》所引发的思考

略读《前近代中国の刑罚》所引发的思考孙家洲近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谷至先生雅意，以新近出版的《前近代中国の刑罚》一书相赠。本书由日本著名学者梅原郁主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明文舍印刷株式会社于平成八年（１９９６）１２月２５日出版。它是...     

中国慈善史研究再出发

正谈到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再出发问题,不妨先对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过往做一简略回顾。中国慈善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代荒政,但作为专门性学术研究,则起步于近代时期。1912年朱友渔的博士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是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正随着《王云五全集》简体版2013年在大陆出版,王云五这位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再次引发业界关注。在出版界,王云五素来被视为可与张元济相比肩之人。作为一位像富兰克林一样自学成才的文化大家,其奋斗的一生,如同一出励志长剧,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影响至今。时下,新闻出版领域的变革推陈出新,重温王云五的出版经验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以史为鉴,老树开新花。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向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1921年7月16日,北大教